〔1〕呜呼，五代之乱极矣，《传》所谓“天地闭，贤人隐”之时欤！当此之时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，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。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，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，岂果无其人哉？虽曰干戈兴，学校废，而礼义衰，风俗隳坏，至于如此，然自古天下未尝无人也，吾意必有洁身自负之士，嫉世远去而不可见者。自古材贤有韫于中而不见于外，或穷居陋巷，委身草莽，虽颜子之行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，况世变多故，而君子道消之时乎！吾又以谓必有负材能，修节义，而沉沦于下，泯没而无闻者。求之传记，而乱世崩离，文字残缺，不可复得，然仅得者四五人而已。
唉，五代的混乱到了极点，正是《易经》上说的“天地闭塞，贤人隐退”的时候啊！在那个时期，臣子杀害君主，儿子杀害父亲，而那些士大夫们安享俸禄、站在朝廷上，一个个自满自得，毫无廉耻之心的到处都是。我认为自古以来忠臣义士多出现在乱世，却奇怪当时值得称道的人为什么那么少，难道真的没有那样的人吗？虽说战乱兴起，学校废弃，礼义衰败，风俗败坏到这种地步，但自古以来天下从未缺少过人才，我料想必定有洁身自好、自负清高的人，愤世嫉俗、远离尘世而无法见到。自古以来，有才能贤德的人，内心蕴藏着才华却不显露于外，有的穷困地住在简陋的巷子里，置身于草野之间，即使有颜回那样的品行，若遇不到孔子，名声也不会彰显，何况世道多变、君子之道衰微的时候呢！我又认为必定有身怀才能、修养节义，却沉沦在底层、默默无闻的人。到传记中去寻找，但乱世离散，文字残缺不全，无法再找到，然而仅仅得到四五个人罢了。
〔2〕处乎山林而群麋鹿，虽不足以为中道，然与其食人之禄，俯首而包羞，孰若无愧于心，放身而自得，吾得二人焉，曰郑遨、张荐明。势利不屈其心，去就不违其义，吾得一人焉，曰石昂。苟利于君，以忠获罪，而何必自明，有至死而不言者，此古之义士也，吾得一人焉，曰程福赟。五代之乱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至于兄弟、夫妇人伦之际，无不大坏，而天理几乎其灭矣。于此之时，能以孝悌自修于一乡，而风行于天下者，犹或有之，然其事迹不著，而无可纪次，独其名氏或因见于书者，吾亦不敢没，而其略可录者，吾得一人焉，曰李自伦。作《一行传》。
隐居山林与麋鹿为群，虽然算不上合乎中庸之道，但与其吃别人的俸禄、低头忍受羞辱，还不如内心无愧、放松身心而自得其乐，我找到了两个人，叫郑遨、张荐明。权势利益不能使他们的心屈服，离开或留下都不违背道义，我找到了一个人，叫石昂。如果有利于君主，因为忠诚而获罪，又何必自我表白，有到死也不申辩的人，这就是古代的义士，我找到了一个人，叫程福赟。五代乱世，君主不像君主，臣子不像臣子，父亲不像父亲，儿子不像儿子，以至于兄弟、夫妇之间的人伦关系，没有不大遭破坏的，而天理几乎要灭绝了。在这个时候，能够以孝悌之道在一乡之中自我修养，并且影响风行于天下的人，或许还有，但他们的行为事迹不显著，没有什么可以按次序记载，只是他们的姓名有时出现在书籍中，我也不敢埋没，而其中大致可以记录下来的，我找到了一个人，叫李自伦。于是写了《一行传》。
〔3〕郑遨，字云叟，滑州白马人也。唐明宗祖庙讳遨，故世行其字。遨少好学，敏于文辞。唐昭宗时，举进士不中，见天下已乱，有拂衣远去之意，欲携其妻、子与俱隐，其妻不从，遨及入少室山为道士。其妻数以书劝遨还家，辄投之于火，后闻其妻、子卒，一恸而止。遨与李振故善，振后事梁贵显，欲以禄遨，遨不顾，后振得罪南窜，遨徒步千里往省之，由是闻者益高其行。其后，遨闻华山有五粒松，脂沦入地，千岁化为药，能去三尸，因徙居华阴，欲求之。与道士李道殷、罗隐之友善，世目以为三高士。遨种田，隐之卖药以自给，道殷有钓鱼术，钩而不饵，又能化石为金，遨尝验其信然，而不之求也。节度使刘遂凝数以宝货遗之，遨一不受。唐明宗时以左拾遗、晋高祖时以谏议大夫召之，皆不起，即赐号为逍遥先生。天福四年939卒，年七十四。
郑遨，字云叟，是滑州白马县人。因为唐明宗祖庙里要避讳“遨”字，所以当时的人都称呼他的字。他年少时就好学，写文章很敏捷。唐昭宗的时候，他考进士没考上，眼见天下已经大乱，就有了隐居不仕的念头，想带着妻子和儿子一起隐居，但他妻子不同意，郑遨就独自进了少室山做了道士。他妻子多次写信劝他回家，他每次看完就把信扔进火里烧掉。后来听说妻子和儿子都死了，他大哭了一场才停下来。郑遨和李振原本关系很好，李振后来在梁朝做了大官，想给郑遨个官做，郑遨根本不理会。后来李振犯了罪被流放到南方，郑遨徒步走了上千里路去探望他，因此知道这件事的人都更加敬佩他的品行。后来，郑遨听说华山有一种五粒松，松脂渗入地下，千年后能化成一种药，可以去除人体内的三尸虫，于是他就搬到华阴居住，想找到这种药。他和道士李道殷、罗隐之关系很好，当时的人把他们看作三位高士。郑遨自己种田，罗隐之靠卖药维持生活，李道殷有钓鱼的本事，鱼钩上不挂鱼饵也能钓到鱼，还能把石头变成金子，郑遨曾经验证过，确实是真的，但他并不追求这些。节度使刘遂凝多次送他贵重的财物，他一次都没接受。唐明宗时用左拾遗的官职、晋高祖时用谏议大夫的官职征召他，他都不肯出山，于是朝廷赐给他“逍遥先生”的称号。后晋天福四年去世，享年七十四岁。
〔4〕遨之节高矣，遭乱世不污于荣利，至弃妻、子不顾而去，岂非与世自绝而笃爱其身者欤？然遨好饮酒弈棋，时时为诗章落人间，人间多写以缣素，相赠遗以为宝，至或图写其形，玩于屋壁，其迹虽远而其名愈彰，与乎石门、荷蓧之徒异矣。
郑遨的节操真是高尚啊！他遭遇乱世，不被荣华利禄所玷污，甚至抛弃妻子儿女，头也不回地离去，这难道不是与世隔绝而非常爱惜自己身体的人吗？然而郑遨喜欢饮酒下棋，时常作诗流传到人间，人们大多把他的诗写在绢帛上，互相赠送，视作珍宝，甚至有人画他的像，挂在墙壁上欣赏，他虽然踪迹遥远，但名声却更加显赫，这与石门、荷蓧之类的隐士不同啊。
〔5〕与遨同时张荐明者，燕人也。少以儒学游河朔，后去为道士，通老子、庄周之说。高祖召见，问“道家可以治国乎？”对曰：“道也者，妙万物而为言，得其极者，尸居衽席之间可以治天地也。”高祖大其言，延入内殿讲《道德经》，拜以为师。荐明闻宫中奉时鼓，曰：“陛下闻鼓乎？其声一而已。五音十二律，鼓无一焉，然和之者鼓也。夫一，万事之本也，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。”高祖善之，赐号通玄先生，后不知其所终。
与郑遨同时期的张荐明，是燕地人。年轻时以儒学游历河朔一带，后来离开成为道士，精通老子、庄周的学说。后晋高祖石敬瑭召见他，问：“道家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道，是使万物精妙而说的东西，掌握了它的极致，安居在席子上就可以治理天地。”高祖认为他的话很宏大，请他进入内殿讲解《道德经》，拜他为师。张荐明听到宫中供奉的报时鼓，说：“陛下听到鼓声了吗？它的声音只是一个而已。五音十二律，鼓不在其中，但能使它们和谐的是鼓。‘一’是万物的根本，能守住‘一’的人就可以治理天下。”高祖认为他说得好，赐号“通玄先生”，后来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
〔6〕石昂，青州临淄人也。家有书数千卷，喜延四方之士，士无远近，多就昂学问，食其门下者或累岁，昂未尝有怠色。而昂不求仕进。节度使符习高基行，召以为临淄令。习入朝京师，监军杨彦朗知留后事，昂以公事至府上谒，赞者以彦朗讳“石”，更其姓曰“右”。昂趋于庭，仰责彦朗曰：“内侍奈何以私害公！昂姓‘石’，非‘右’也。”彦朗大怒，拂衣起去，昂即趋出。解官还于家，语其子曰：“吾本不欲仕乱世，果为刑人所辱，子孙其以我为戒！”
石昂是青州临淄人。家里有几千卷书，喜欢招揽四方之士，无论远近，很多人都来跟他学习，在他门下吃饭的人有时连续几年，他从来没有不耐烦的神色。而且石昂并不追求做官。节度使符习认为他的品行高尚，征召他担任临淄县令。符习到京城朝见皇帝，监军杨彦朗代理留后事务，石昂因公事到府上拜见，赞者因为杨彦朗忌讳“石”字，就把他的姓改为“右”。石昂快步走到庭中，抬头责备杨彦朗说：“内侍怎么能因私废公！我姓石，不是右。”杨彦朗非常生气，甩袖子起身离去，石昂也立即快步走出。他辞官回家，对儿子说：“我本来就不想在乱世做官，果然被宦官侮辱，子孙们要以我为戒！”
〔7〕昂父亦好学，平生不喜拂说，父死，昂于柩前诵《尚书》，曰：“此吾先人之所欲闻也。”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。
石昂的父亲也很好学，平生不喜欢佛教的说法。父亲去世后，石昂在灵柩前诵读《尚书》，说：“这是我先人想要听到的。”禁止家里用佛事来玷污他的先人。
〔8〕晋高祖时，诏天下求孝悌之士，户部尚书王权、宗正卿石光赞、国子祭酒田敏、兵部侍郎王延等相与诣东上阁门，上昂行义可以应诏。诏昂至京师，召见便殿，以为宗正丞。迁少卿。出帝即位，晋政日坏，昂数上疏极谏，不听，乃称疾东归，以寿终于家。昂既去，而晋室大乱。
后晋高祖时，下诏天下寻求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的人，户部尚书王权、宗正卿石光赞、国子祭酒田敏、兵部侍郎王延等人一起到东上阁门，上奏说石昂的品行可以应诏。皇帝下诏召石昂到京城，在便殿召见他，任命他为宗正丞。后升任少卿。出帝即位后，晋朝政治日益败坏，石昂多次上疏极力劝谏，不被听从，于是称病东归，在家乡安享晚年直至去世。石昂离开后，晋室大乱。
〔9〕程福赟者，不知其世家。为人沉厚寡言而有勇。少为军卒，以战功累迁洺州团练使。晋出帝时，为奉国右厢都指挥使。开运中，契丹入寇，出帝北征，奉国军士乘间夜纵火焚营，欲因以为乱，福赟身自救火被伤，火灭而乱者不得发。福赟以为契丹且大至，而天子在军，京师虚空，不宜以小故动摇人听，因匿其事不以闻。军将李殷位次福赟下，利其去而代之，因诬福赟与乱者同谋，不然何以不奏。出帝下福赟狱，人皆以为冤，福赟终不自辨以见杀。
程福赟，不知道他的家世。为人沉稳厚重，少言寡语但有勇气。年轻时是军卒，因战功逐渐升任洺州团练使。后晋出帝时，担任奉国右厢都指挥使。开运年间，契丹入侵，出帝北征，奉国军士乘机在夜里放火焚烧军营，想借此作乱，程福赟亲自救火被烧伤，火灭后叛乱没有发生。程福赟认为契丹即将大举到来，而天子在军中，京城空虚，不应该因为小事动摇人心，于是隐瞒了这件事没有上报。军将李殷职位在程福赟之下，想让他离开而取代他，于是诬告程福赟与叛乱者同谋，不然为什么不上奏。出帝把程福赟关进监狱，人们都认为他冤枉，程福赟始终不为自己辩解，最终被杀。
〔10〕李自伦者，深州人也。天福四年939正月，尚书户部奏：“深州司功参军李自伦六世同居，奉敕准格。按格，孝义旌表，必先加按验，孝者复其终身，义门仍加旌表。得本州审到乡老程言等称，自伦高祖训，训生粲，粲生则，则生忠，忠生自伦，自伦生光厚，六世同居不妄。”敕以所居飞凫乡为孝义乡，匡圣里为仁和里，准式旌表门闾。九月丙子，户部复奏：“前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世同居，其旌表有听事、步栏，前列屏，树乌头正门，阀阅一丈二尺，乌头二柱端冒以瓦桶，筑双阙一丈，在乌头之南三丈七尺，夹树槐柳，十有五步，请如之。”敕曰：“此故事也，令式无之。其量地之宜，高其外门，门安绰楔，左右建台，高一丈二尺，广狭方正称焉，圬以白而赤其四角，使不孝不义者见之，可以悛心而易行焉。”
李自伦是深州人。后晋天福四年正月，尚书省户部上奏说：“深州司功参军李自伦家六代人住在一起不分家，奉皇帝命令按照规章办理。根据规章，对于孝义行为要加以表彰，必须先进行核实，孝顺的人可以终身免除赋税徭役，义门还要加以表彰。本州审查后，乡老程言等人报告说，李自伦的高祖叫李训，李训生了李粲，李粲生了李则，李则生了李忠，李忠生了李自伦，李自伦生了李光厚，六代人住在一起没有分家，情况属实。”皇帝下诏把李自伦居住的飞凫乡改名为孝义乡，匡圣里改名为仁和里，按照标准在乡里和家门口进行表彰。九月丙子日，户部又上奏说：“此前登州义门王仲昭家也是六世同居，当时表彰的规格有厅堂、走廊，前面有屏风，树立乌头形柱子作为正门，门楣高一丈二尺，乌头柱顶端用瓦筒覆盖，建造双阙高一丈，在乌头柱南面三丈七尺的地方，两边种上槐树和柳树，间隔十五步，请求按照这个规格办理。”皇帝下诏说：“这是以前的做法，现在的法令条文里没有规定。可以根据当地情况，把外门加高，门上安装绰楔（一种旌表标志），左右建台，高一丈二尺，宽窄方正要合适，用白色涂料粉刷，四角涂成红色，让不孝不义的人看到后，能够心生悔改，改变自己的行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