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1〕李宗勉，字强父，富阳人。开禧元年1205进士。历黄州教授、浙西茶盐司、江西转运司干官。嘉定十四年1221，主管吏部架阁，寻改太学正。明年为博士，又明年迁国子博士。宝庆初，添差通判嘉兴府。三年1210，召为秘书郎。
李宗勉，字强父，是富阳人。开禧元年考中进士。历任黄州教授、浙西茶盐司和江西转运司的干官。嘉定十四年，主管吏部架阁库事务，不久改任太学正。第二年担任博士，又过一年升任国子博士。宝庆初年，被派额外差遣担任嘉兴府通判。宝庆三年，被召入朝担任秘书郎。
〔2〕绍定元年1228，迁著作郎。入对，言边事宜夙夜震惧，以消咎殃。明年，兼权兵部郎官。时李全叛谋已露，人莫敢言，宗勉独累疏及之。又言：“欲人谋之合，莫若通下情。人多好谄，揣所悦意则侈其言，度所恶闻则小其事。上既壅塞，下亦欺诬，则成败得失之机、理乱安危之故，将孰从而上闻哉？不闻则不戒，待其事至乃骇而图之，抑已晚矣。欲财计之丰，莫若节国用。善为国者常使财胜事，不使事胜财。今山东之旅，坐糜我金谷，湖南、江右、闽中之寇，蹂践我州县，苟浮费泛用，又从而侵耗之，则漏卮难盈，蠹木易坏。设有缓急，必将窘于调度，而事机失矣。欲邦本之固，莫若宽民力。州县之间，聚敛者多，椎剥之风，浸以成习。民生穷踧，怨愤莫伸，啸聚山林，势所必至。救焚拯溺，可不亟为之谋哉？”寻改兼侍右郎官。明年入对，言天灾甚切。
绍定元年，宗勉升任著作郎。入朝应对时，他说边疆事务应该日夜警惕恐惧，以消除灾祸。第二年，他又兼任代理兵部郎官。当时李全的叛乱阴谋已经暴露，但没人敢说，只有宗勉多次上奏指出这件事。他还说：“想要让众人的谋划协调一致，不如使下面的情况上达。人们大多喜欢奉承，揣摩你爱听什么就夸大其词，猜测你讨厌什么就缩小其事。上面被蒙蔽，下面又欺骗诬陷，那么成败得失的关键、治乱安危的原因，将从哪里让上面知道呢？听不到就不会警惕，等到事情发生了才惊慌失措地去处理，那就已经晚了。想要让财政变得充裕，不如节省国家开支。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常常让财力超过事务所需，不让事务超过财力。现在山东的军队白白消耗着我们的粮食钱财，湖南、江西、福建的贼寇践踏我们的州县，如果再有浮华浪费、随意开销，从而侵吞消耗，那么就像漏底的杯子难以装满，蛀虫蛀过的木头容易损坏。假如有紧急情况，一定会在调度上陷入困境，从而错失时机。想要让国家的根本牢固，不如减轻百姓的负担。州县之间，搜刮钱财的人很多，苛捐杂税的风气逐渐形成习惯。百姓生活困窘，怨恨愤怒无处申诉，啸聚山林成为盗贼，是必然的趋势。救火救人，怎能不赶紧想办法呢？”不久改任兼任侍右郎官。第二年入朝应对，谈论天灾时非常恳切。
〔3〕四年1231，差知台州。明年，直秘阁、知婺州。六年1233冬，召赴行在，未行。端平元年1234，进直宝章阁，依旧任。越月，以宗正丞兼权右司召，改尚左郎官，兼职仍旧。寻兼左司。五月，面对，言四事：“守公道以悦人心，行实政以兴治功，谨命令以一观听，明赏罚以示劝惩。”次言楮币：“愿诏有司，始自乘舆宫掖，下至百司庶府，核其冗蠹者节之，岁省十万，则十万之楮可捐，岁省百万，则百万之楮可捐也。行之既久，捐之益多，钱楮相当，所至流转，则操吾赢缩之柄不在楮矣。”
四年，被派去担任台州知州。第二年，又任直秘阁、知婺州。六年冬天，被召前往皇帝临时驻跸的地方（临安），还没有出发。端平元年，升任直宝章阁，仍担任原职。过了一个月，以宗正丞兼权右司的职务被召回，改任尚左郎官，兼职不变。不久又兼任左司。五月，在朝廷上当面奏对，说了四件事：“坚守公道来取悦人心，推行务实政策来振兴治理功业，谨慎发布命令来统一视听，明确赏罚来显示鼓励和惩戒。”接着又谈到纸币问题：“希望下诏有关部门，从皇帝车驾、宫廷开始，下到各个部门、官府，核查其中多余和蛀虫般的开支进行节省，每年节省十万，那么十万的纸币就可以不用发行；每年节省百万，那么百万的纸币就可以不用发行。这样推行久了，节省的钱越来越多，钱和纸币价值相当，到处流通，那么掌握我们盈亏大权的就不在纸币本身了。”
〔4〕拜监察御史。时方谋出师汴、洛，宗勉言：“今朝廷安恬，无异于常时。士卒未精锐，资粮未充衍，器械未犀利，城壁未缮修。于斯时也，守御犹不可，而欲进取可乎？借曰今日得蔡，明日得海，又明日得宿、毫，然得之者未必可守。万一含怒蓄忿，变生仓猝，将何以济？臣之所陈，岂曰外患之终不可平、土宇终不可复哉？亦欲量力以有为、相时而后动耳。愿诏大臣，爱日力以修内治，合人谋以严边防，节冗费以裕邦财，招强勇以壮国势。仍饬沿边将帅，毋好虚名而受实害，左控右扼，毋失机先。则以逸待劳，以主御客，庶可保其无虞。若使本根壮固，士马精强，观衅而动，用兵未晚。”已而洛师溃，又言：“昔之所虑者在当守而冒进，今之所虑者在欲守而不能。何地可控扼，何兵可调遣，何将可捍御，何粮可给饷，皆当预作措画。”又言内降之敝，大略谓：“王府后宅之宫僚，戚里奄寺之恩赏，纶綍直下，不经都省，竿牍陈请，时出禁廷，此皆大臣所当执奏。夫先事而言，见几而谏，不可谓之专。善则行之，否则止之，不可谓之专。命出君上，政归中书，不可谓之专。苟以专权为嫌，不以救过为急，每事希旨迎合，迨其命令已下，阙失已彰，然后言事之人从而论列之，其累圣德亦多矣。况言之未必听，听之未必行乎？”
（宗勉）被任命为监察御史。当时朝廷正谋划出兵汴京、洛阳，宗勉进言说：“如今朝廷安闲恬静，和平时没什么两样。士兵还不精锐，粮草物资还不充足，武器还不锋利，城墙城防还没有修缮。在这个时候，连防守都做不到，却想进攻夺取，这能行吗？假如说今天攻下蔡州，明天攻下海州，后天又攻下宿州、亳州，但攻下来的地方未必守得住。万一敌人积怨发怒，突然发生变故，我们靠什么来应对？我所说的这些，难道是说外患永远不能平定、国土永远不能收复吗？只是想要量力而行、看准时机再行动罢了。希望陛下诏令大臣们，珍惜时间精力来整顿内政，集合众人智慧来加强边防，节省不必要的开支来充实国库，招募勇猛强壮的人来壮大国势。同时命令沿边将帅，不要贪图虚名而遭受实际损害，左右钳制扼守，不要失去先机。这样以逸待劳，以主场对抗客场，大概可以保证没有忧患。如果能使根基稳固，军马精良强壮，等待时机再行动，那时出兵也不晚。”不久之后，洛阳的军队溃败，宗勉又说：“从前担忧的是应当防守却冒进，现在担忧的是想要防守却做不到。哪些地方可以控制扼守，哪些军队可以调遣，哪些将领可以捍卫抵御，哪些粮草可以供给军饷，都应当预先谋划安排。”他又谈到皇帝直接下达诏令的弊端，大致意思是：“王府和东宫（后宅）的属官，外戚和宦官得到的恩赏，诏书直接下达，不经过尚书省，他们通过书信陈请，时常从宫廷中发出，这些都是大臣应当坚持上奏的。事先说话，看到苗头就进谏，不能说是专权。好的就实行，不好的就停止，不能说是专权。命令由君主发出，政事归中书省处理，不能说是专权。如果因为怕被说成专权而心存顾虑，不去把补救过失当作急务，每件事都迎合旨意，等到命令已经下达、过失已经显明，然后议论的人跟着批评指责，这给皇上圣德造成的损害就太多了。何况说了未必会被听从，听了未必会实行呢？”
〔5〕进左司谏。明年春，兼侍讲。首言：“均、房、安、蕲、光、化等处兵祸甚烈，然江面可藉以无忧者，犹有襄州，今又告变矣。襄州失则江陵危，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。昔之所虑犹在秋，今之所虑者祗在旦夕。江陵或不守，则事迫势蹙，必有存亡之忧，悔将何及？”拜殿中侍御史。时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知鄂州，就鄂建牙。宗勉言：“荆、襄残破，淮西正当南北之交，嵩之当置司淮西，则脉络相连，可以应援，邈在鄂渚，岂无鞭不及腹之虑。若云防江为急，欲藉嵩之于鄂渚经理，然齐安正与武昌对，如就彼措置防扼，则藩篱壮而江面安矣。所谓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。当别择鄂守，径令嵩之移司齐安。”
升任左司谏。第二年春天，兼任侍讲。他首先进言说：“均州、房州、安州、蕲州、光州、化州等地遭受的兵祸非常严重，但长江防线还能依靠而没有忧虑的地方，还有襄州，现在襄州又报告发生变故了。襄州失守，江陵就危险；江陵危险，那么长江天险就不足以依靠了。以前担心的还是秋天，现在担心的只在早晚之间。江陵如果守不住，那么形势紧迫，必然有存亡的忧虑，到那时后悔还来得及吗？”于是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。当时，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任鄂州知州，在鄂州设立官署。宗勉进言说：“荆州、襄阳已经残破，淮西正当南北交通要冲，史嵩之应该把官署设在淮西，这样脉络相连，可以互相支援；他却远在鄂州，难道没有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忧虑吗？如果说防御长江是当务之急，想借助史嵩之在鄂州经营治理，但是齐安正与武昌相对，如果在那边部署防御，那么屏障就坚固，长江防线就安全了。这就是所说的要保住江南，先要守住江北。应当另外选择鄂州守将，直接命令史嵩之把官署移到齐安。”
〔6〕诏侍从、两省、台谏条陈边事，宗勉率合台奏：“蜀之四路，已失其二，成都隔绝，莫知存亡。诸司退保夔门，未必能守。襄汉昨失九郡，今郢破，荆门又破，江陵孤城，何以能立？两淮之地，人民奔迸，井邑丘墟，呜呼危哉！陛下诚能亟下哀痛之诏，以身率先，深自贬损，服御饮宴，一从简俭，放后宫浮食之女，罢掖庭不急之费，止锡赉，绝工役，出内帑储蓄以风动四方。然后劝谕戚畹、世臣，随力输财，以佐公家之调度。分上流淮西、淮东为三帅，而以江淮大帅总之。或因今任，或择长才，分地而守，听令而行。以公私之财分给四处，俾之招溃卒，募流民之强壮者，以充游兵，以补军籍。仍选沿流诸郡将士为捍御之图，犹可支吾。不然将水陆俱下，大合荆楚之众，扰我上流，江以南震荡矣。或谓其势强盛，宜于讲和，欲出金缯以奉之，是抱薪救火，空国与敌矣。”
皇帝下诏让侍从官、中书省和门下省、御史台和谏官们逐条陈述边防事宜，李宗勉率领整个御史台上奏说：“四川的四条路，已经丢失了两条，成都与外界隔绝，不知道是存是亡。各司退守夔门，不一定能守住。襄阳、汉水一带昨天丢失了九郡，如今郢州被攻破，荆门也被攻破，江陵孤零零一座城，凭什么能立得住？两淮地区，百姓四处奔逃，城镇村落变成废墟，唉，太危险了！陛下如果真能赶快下一道痛切自责的诏书，亲自带头，深刻自我检讨贬损，衣服饮食宴会，一律从简从俭，放掉后宫中只吃饭不干活的宫女，停止掖庭不急需的开支，停止赏赐，断绝工程劳役，拿出内库的储蓄来带动四方。然后劝告皇亲国戚和世代大臣，根据各自力量捐献钱财，来帮助国家的调度。把上游、淮西、淮东分为三个统帅，而用江淮大帅总领他们。或者利用现任官员，或者选择有才能的人，分地防守，听令行事。把公家和私人的钱财分给四个地方，让他们招募溃散的士兵，招募流民中强壮的人，来充任游击部队，来补充军队编制。再挑选沿江各郡的将士作为防御的谋划，还可以勉强支撑。如果不这样，敌人就会水陆并进，大举会合荆楚的军队，骚扰我们的上游，长江以南就要动荡了。有人说敌人势力强盛，应该讲和，想拿出金银丝绸来奉送他们，这是抱着柴火去救火，把整个国家都送给敌人了。”
〔7〕进工部侍郎兼给事中，仍侍讲。复上疏言：“陛下忧勤于路朝之顷，而入为宴安所移，切劘于广厦之间，而退为便佞所惑。不闻减退宫女，而嫔嫱已溢于昔时；不闻褒录功臣，而节钺先加于外戚；不闻出内贮以犒战士，而金帛多靡于浮费。陛下之举动，人心所视以为卷舒者也。陛下既不以为忧，则谁复为陛下忧。”擢谏议大夫兼侍读。首言边事当增兵防托上流。又言：“求谏非难而受谏为难，受谏非难而从谏为难。苟闻之不以为戒，玩之不以为信，卒使危言鲠论，无益于世用，无救于时危，其与拒谏者相去一间耳。”
升任工部侍郎兼给事中，仍然担任侍讲。又上奏说：“陛下在朝廷上时忧虑勤勉，但退朝后却被安逸享乐所改变；在殿堂上切磋琢磨，但退下后却被阿谀奉承的小人迷惑。没听说减少宫女，而嫔妃的人数已经超过以前；没听说褒奖录用功臣，而符节斧钺却先加给外戚；没听说拿出内库财物来犒赏士兵，而金银布帛大多浪费在无谓的开支上。陛下的举动，是人心用来衡量进退的标尺。陛下既然不以此为忧，那么谁还会为陛下担忧呢？”被提拔为谏议大夫兼侍读。首先谈论边境事务，认为应当增兵防守上游。又说：“征求谏言不难，而接受谏言难；接受谏言不难，而听从谏言难。如果听到了却不引以为戒，玩忽而不相信，最终使得直言不讳的议论，无益于当世之用，无救于时局之危，这与拒绝谏言相差无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