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1〕律令者，有司之所守也。太祖以来，其所自断，则轻重取舍，有法外之意焉。然其末流之弊，专用己私以乱祖宗之成宪者多矣。
法律条令，是官员们所遵守的。从太祖皇帝以来，皇帝自己裁决案件时，在量刑轻重和取舍上，常常有超出法律规定的个人意图。但是到了后来，这种做法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，很多人专门利用自己的私心来扰乱祖宗定下的法规制度。
〔2〕乾德伐蜀之役，有军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，太祖召至阙，数其罪。近臣营救颇切，帝曰：“朕兴师伐罪，妇人何辜，而残忍至此！”遂斩之。
乾德年间讨伐蜀地的战役中，有一个军中的大校割下了一个百姓妻子的乳房并杀害了她。宋太祖把他召到朝廷，列举他的罪行。身边的近臣极力为他求情，太祖说：“我发动军队讨伐有罪的人，这个妇人有什么罪过？竟然残忍到这种地步！”于是杀了他。
〔3〕时郡县吏承五季之习，黩货厉民，故尤严贪墨之罪。开宝四年971，王元吉守英州，月余，受赃七十余万，帝以岭表初平，欲惩掊克之吏，特诏弃市。陕州民范义超，周显德中，以私怨杀同里常古真家十二口，古真小子留留幸脱走，至是，擒义超诉有司。陕州奏引赦当原，帝曰：“岂有杀一家十二人可以赦论邪？”命正其罪。八年975，有司言：“自三年至今，诏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。”帝注意刑辟，哀矜无辜，尝叹曰：“尧、舜之时，四凶之罪止于投窜。先王用刑，盖不获已，何近代宪纲之密耶！”故自开宝以来，犯大辟，非情理深害者，多得贷死。
当时，郡县里的官员还沿袭着五代时期的坏习气，贪污受贿、祸害百姓，所以朝廷对贪官污吏的惩罚特别严厉。开宝四年，王元吉担任英州知州，才一个多月，就贪污了七十多万钱。皇帝因为岭南地区刚刚平定，想要惩治那些搜刮民财的官吏，特意下诏将他处死示众。陕州有个百姓叫范义超，在后周显德年间，因为私人恩怨杀了同乡常古真一家十二口人，常古真的小儿子留留侥幸逃脱。到这时候，留留抓住了范义超并告到官府。陕州官府上奏说按照赦令应当原谅他，皇帝说：“哪有杀了人家一家十二口还能按赦免处理的？”下令依法判罪。开宝八年，有关部门报告说：“从开宝三年到现在，下诏宽免的死罪总共四千一百零八人。”皇帝非常重视刑法，怜悯无辜的人，曾经感叹说：“尧、舜时代，四凶的罪行也不过是流放。先王使用刑罚，实在是不得已，为什么近代的刑法这么严密呢！”所以从开宝年间以来，犯了死罪，如果不是情节特别恶劣的，大多能得到宽免。
〔4〕太平兴国六年981，自春涉夏不雨，太宗意狱讼冤滥。会归德节度推官李承信因市葱笞园户，病创死。帝闻之，坐承信弃市。
太平兴国六年（公元981年），从春天到夏天一直没下雨，宋太宗怀疑是监狱里的诉讼案件有冤屈和滥用刑罚的情况。恰巧归德节度推官李承信因为买葱鞭打了一个种菜的农户，那人受伤感染病死。皇帝听说后，判了李承信死刑，在闹市执行并暴尸街头。
〔5〕初，太祖尝决系囚，多得宽贷。而开封妇人杀其夫前室子，当徒二年，帝以其凶虐残忍，特处死。至是，有泾州安定妇人，怒夫前妻之子妇，绝其吭而杀之。乃下诏曰：“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子，及姑杀妇者，同凡人论。”雍熙元年984，开封寡妇刘使婢诣府，诉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己将死。右军巡推不得实，移左军巡掠治，元吉自诬伏。俄刘死。及府中虑囚，移司录司案问，颇得其侵诬之状，累月未决。府白于上，以其毒无显状，令免死，决徒。元吉妻张击登闻鼓称冤，帝召问张，尽得其状。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，御史鞫问，乃刘有奸状，惭悸成疾，惧其子发觉而诬之。推官及左、右军巡使等削任降秩；医工诈称被毒，刘母弟欺隐王氏财物及推吏受赃者，并流海岛；余决罚有差。司录主吏赏缗钱，赐束帛。初，元吉之系，左军巡卒系缚搒治，谓之“鼠弹筝”，极其惨毒。帝令以其法缚狱卒，宛转号叫求速死。及解缚，两手良久不能动。帝谓宰相曰：“京邑之内，乃复冤酷如此，况四方乎？”
当初，宋太祖曾经审理在押的囚犯，大多给予宽大处理。但开封有个妇人杀了她丈夫前妻的儿子，按律应判徒刑两年，皇帝因为她凶恶残暴，特别下令处死。到了这时，有个泾州安定的妇人，因恼怒丈夫前妻的儿媳妇，就割断她的喉咙杀死了她。于是皇帝下诏说：“从今以后，继母杀伤丈夫前妻的儿子，以及婆婆杀死儿媳的，都按普通人的罪行论处。”雍熙元年，开封有个寡妇刘氏派婢女到官府，控告她丈夫前妻的儿子王元吉下毒害她，快要死了。右军巡审理后没有找到实情，就移交给左军巡拷打审讯，王元吉被迫承认了罪名。不久刘氏死了。等到府中审查囚犯，又移交给司录司重新查问，才查出了不少刘氏诬告的情况，但拖了几个月没有判决。府官向皇帝汇报，认为下毒没有明显证据，就下令免去死罪，改判徒刑。王元吉的妻子张氏敲登闻鼓喊冤，皇帝召见张氏询问，了解了全部情况。立即派宦官逮捕了原来审理的官吏，由御史审讯，才知道刘氏有通奸的事，因羞愧恐惧而生病，害怕被儿子发觉，就诬告了他。推官和左、右军巡使等被降职或降级；医生谎称刘氏被毒害，刘氏的弟弟隐瞒侵吞王家的财物以及审理的官吏受贿的，都被流放到海岛；其余的人分别给予处罚。司录司的主管官吏赏钱和绸缎。当初，王元吉被关押时，左军巡的狱卒捆绑拷打他，叫做“鼠弹筝”，极其残忍狠毒。皇帝下令用同样的方法捆绑狱卒，他们痛苦地翻滚号叫，只求快点死。等到解开绳子，两只手很久都动不了。皇帝对宰相说：“京城之内，竟然还有这样冤屈残酷的事，何况天下各地呢？”
〔6〕端拱间，虏犯边郡，北面部署言：“文安、大城二县监军段重诲等弃城遁，请论以军法。”帝遣中使就斩之。既行，谓曰：“此得非所管州军召之邪？往讯之乃决。”使至，果讯得乾宁牒令部送民入居城，非擅离所部，遽释之。
端拱年间，敌人侵犯边境州郡，北面部署上奏说：“文安、大城两县的监军段重诲等人弃城逃跑，请求按军法处置。”皇帝派遣宦官前去就地斩首。已经出发了，皇帝又说：“这难道不是他们所属的州军召唤他们吗？先去审问清楚再决定。”使者到达后，果然审问出是乾宁军发公文命令他们部署护送百姓入城居住，并不是擅自离开驻地，于是立即释放了他们。
〔7〕咸平间，有三司军将赵永昌者，素凶暴，督运江南，多为奸赃。知饶州韩昌龄廉得其状，乃移转运使冯亮，坐决杖停职。遂挝登闻鼓，讼昌龄与亮讪谤朝政，仍伪刻印，作亮等求解之状。真宗察其诈，于便殿自临讯，永昌屈伏，遂斩之，释亮不问，而昌龄以他事贬郢州团练副使。曹州民苏庄蓄兵器，匿亡命，豪夺民产，积赃计四十万。御史台请籍其家，帝曰：“暴横之民，国有常法，籍之，斯过也。”论如律。其纵舍轻重，必当于义，多类此。
咸平年间，有个叫赵永昌的三司军将，向来凶狠残暴，在江南监督运输物资时，做了很多贪污受贿的坏事。饶州知州韩昌龄查明了他的罪状，就移送转运使冯亮处理，结果赵永昌被判了杖刑并停职。于是赵永昌跑去敲打登闻鼓，控告韩昌龄和冯亮诽谤朝政，还伪造印章，假造冯亮等人请求和解的文书。宋真宗看出了其中有诈，就在便殿亲自审问，赵永昌理屈词穷，低头认罪，于是被斩首；冯亮被释放，不再追究；而韩昌龄则因为别的事被贬为郢州团练副使。曹州有个叫苏庄的百姓，私藏兵器，窝藏逃犯，强占百姓的产业，累积的赃款共计四十万。御史台请求抄没他的家产，皇帝说："这种残暴蛮横的百姓，国家有正常的法律，要是抄没他的家产，那就太过分了。"最后按法律判处。宋真宗对于案子的从轻从重处理，必定合乎情理，大多像这样。
〔8〕凡岁饥，强民相率持杖劫人仓廪，法应弃市，每具狱上闻，辄贷其死。真宗时，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，皆当死。知州张荣、推官江嗣宗议取为首者杖脊，余悉论杖罪。帝下诏褒之。遣使巡抚诸道，因谕之曰：“平民艰食，强取餱粮以图活命尔，不可从盗法科之。”天圣初，有司尝奏盗劫米伤主，仁宗曰：“饥劫米可哀，盗伤主可疾。虽然，无知迫于食不足耳。”命贷之。五年，陕西旱，因诏：“民劫仓廪，非伤主者减死，刺隶他州，非首谋又减一等。”自是，诸路灾伤即降敕，饥民为盗，多蒙矜减，赖以全活者甚众。司马光时知谏院，言曰：“臣闻敕下京东、西灾伤州军，如贫户以饥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，与减等断放，臣窃以为非便。《周礼》荒政十有二，散利、薄征、缓刑、弛力、舍禁、去几，率皆推宽大之恩以利于民，独于盗贼，愈更严急。盖以饥馑之岁，盗贼必多，残害良民，不可不除。顷年尝见州县官吏，有不知治体，务为小仁。遇凶年，劫盗斛斗，辄宽纵之，则盗贼公行，更相劫夺，乡村大扰，不免广有收捕，重加刑辟，或死或流，然后稍定。今若朝廷明降敕文，豫言与减等断放，是劝民为盗也。百姓乏食，当轻徭薄赋、开仓振贷以救其死，不当使之自相劫夺。今岁府界、京东、京西水灾极多，严刑峻法以除盗贼，犹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，不可禁御，又况降敕以劝之。臣恐国家始于宽仁，而终于酷暴，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也。”事报闻。
每当遇到饥荒年份，强悍的人就成群结伙拿着棍棒抢劫别人的粮仓，按照法律应当判处死刑，但每次案件上报到朝廷，常常赦免他们的死罪。真宗时期，蔡州有三百一十八个百姓犯了这样的罪，按律都该处死。知州张荣和推官江嗣宗商议，只对为首的人处以脊杖（打脊背），其余的人都判了杖刑。皇帝下诏表扬了他们。朝廷派遣使臣到各地巡视，并告诉他们说：“普通百姓生活困难，强行夺取干粮只是为了活命罢了，不能按照盗贼的法律来判刑。”天圣初年，有关部门曾上奏说有人抢劫粮食并打伤了主人，仁宗说：“因饥饿而抢米值得同情，但抢劫伤人则令人憎恨。不过，他们也是因为无知、被饥饿所迫而已。”于是下令宽免了他。天圣五年，陕西发生旱灾，于是下诏：“百姓抢劫粮仓，如果没有打伤主人的，可以减死罪，刺字后发配到其他州；如果不是主谋的，再减一等。”从此以后，各路遇到灾害就颁布敕令，饥民中做强盗的，大多得到怜悯和减刑，依靠这个活下来的人很多。当时司马光担任知谏院，上奏说：“我听说朝廷下诏给京东、京西受灾的州军，说如果贫苦百姓因为饥饿而偷盗粮食进而盗窃财物的，可以减等判决释放，我个人认为这样不妥。《周礼》中记载荒政有十二条，包括散发财物、减轻赋税、放宽刑罚、减轻劳役、解除禁令、取消关卡稽查等，大都是推行宽大的恩惠来便利百姓，唯独对于盗贼，更加严厉急迫。这是因为饥荒年份，盗贼必然很多，他们残害良民，不能不铲除。近年来我曾看到州县官吏，有不懂治国大体的，只追求小恩小惠。遇到荒年，对抢劫粮食的盗贼，常常宽大放纵，结果盗贼公开横行，互相抢劫，乡村大乱，最后不得不大规模搜捕，加重刑罚，有的处死，有的流放，然后才稍微安定。现在如果朝廷明确颁布敕文，预先说可以减等判决释放，这就是鼓励百姓去做盗贼。百姓缺乏食物，应该减轻徭役赋税、打开粮仓赈济借贷来救他们的命，不应该让他们自相抢劫。今年开封府界、京东、京西水灾非常多，即使严刑峻法来清除盗贼，还担心春冬之交饥民聚集闹事，无法禁止，更何况降下敕令来鼓励他们呢？我担心国家开始出于宽仁，最终却导致酷暴，本意是想救人，结果杀人反而更多了。”这件事最终上报给了皇帝。
〔9〕帝尝御迩英阁经筵，讲《周礼》“大荒大札，薄征缓刑”。杨安国曰：“缓刑者，乃过误之民耳，当岁歉则赦之，悯其穷也。今众持兵杖劫粮廪，一切宽之，恐不足以禁奸。”帝曰：“不然，天下皆吾赤子也。一遇饥馑，州县不能振恤，饥莩所迫，遂至为盗，又捕而杀之，不亦甚乎？”
皇帝曾经在迩英阁主持经筵，讲解《周礼》中"遇到大灾荒和瘟疫流行时，要减轻赋税、放宽刑罚"这句话。杨安国说："放宽刑罚，是针对那些因过失而犯罪的百姓罢了，遇到年成不好的时候就赦免他们，这是怜悯他们的困窘啊。现在那些手持兵器抢劫粮仓的众人，如果一概宽恕他们，恐怕不足以禁止奸邪。"皇帝说："不对，天下百姓都是我的子民。一旦遇到饥荒，州县官府不能赈济抚恤，他们被饿死的人所逼迫，才沦落到做强盗，（朝廷）又抓捕并杀掉他们，不也太过分了吗？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