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1〕夫天有五气以育万物，木德以生，金德以杀，亦甚盭矣，而始终之序，相成之道也。先王有刑罚以纠其民，则必温慈惠和以行之。盖裁之以义，推之以仁，则震仇杀戮之威，非求民之死，所以求其生也。《书》曰：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，以教祗德。”言刑以弼教，使之畏威远罪，导以之善尔。唐、虞之治，固不能废刑也。惟礼以防之，有弗及，则刑以辅之而已。王道陵迟，礼制隳废，始专任法以罔其民。于是作为刑书，欲民无犯，而乱狱滋丰，由其本末无序，不足相成故也。
上天用五行之气来养育万物，木的属性主生长，金的属性主杀戮，这看起来非常矛盾，但这是事物从始至终的次序，是相互成就的道理。古代的圣王使用刑罚来约束百姓，但一定是用温和慈爱、仁惠和善的态度来执行。也就是说，用道义来裁决，用仁爱来推行，那么即使有震慑仇敌、杀戮的威严，也不是为了置百姓于死地，而是为了让他们活命。《尚书》说：“士官用刑罚来管制百姓，使他们合乎中正之道，以此来教导他们敬重德行。”这是说刑罚是用来辅助教化的，让百姓畏惧威严而远离犯罪，引导他们走向善道。唐尧、虞舜的治理，本来也不能废除刑罚。只是用礼来防范，如果有礼制达不到的地方，就用刑罚来辅助罢了。后来王道衰微，礼制毁坏，才开始专门依靠法律来陷害百姓。于是制定刑书，想让百姓不犯罪，但混乱的诉讼却越来越多，这是因为本末颠倒、不能相互配合的缘故。
〔2〕宋兴，承五季之乱，太祖、太宗颇用重典，以绳奸慝，岁时躬自折狱虑囚，务底明慎，而以忠厚为本。海同悉平，文教浸盛。士初试官，皆习律令。其君一以宽仁为治，故立法之制严，而用法之情恕。狱有小疑，覆奏辄得减宥。观夫重熙累洽之际，天下之民咸乐其生，重于犯法，而致治之盛几乎三代之懿。元丰以来，刑书益繁，已而憸邪并进，刑政紊矣。国既南迁，威柄下逮，州郡之吏亦颇专行，而刑之宽猛系乎其人。然累世犹知以爱民为心，虽其失慈弱，而祖宗之遗意盖未泯焉。今摭其实，作《刑法志》。
宋朝兴起，承接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。宋太祖、宋太宗常常使用严厉的刑法，来惩治奸邪作恶之人。每年亲自审理案件、审查囚犯，务必做到清明审慎，而以忠厚为根本。天下统一太平之后，文化教育事业逐渐兴盛。士人初次担任官职，都要学习法律条令。宋朝的君主一概以宽厚仁爱作为治国原则，所以立法的制度虽然严格，但执法的用心却很宽恕。案件有少许疑问，上奏复核后往往能得到减免宽恕。看那连续几代太平盛世的时候，天下百姓都安居乐业，把犯法看得很重，而国家治理的兴盛几乎达到了夏商周三代的完美程度。元丰年间以来，刑法书籍越来越繁杂，不久奸邪小人同时得势，刑法政事就混乱了。国家南迁之后，威权下放到地方，州郡的官吏也颇为专断独行，而刑罚的宽严就取决于掌权者本人了。然而历代仍然知道以爱护百姓为本心，虽然有时显得过于仁慈软弱，但祖宗留下的遗意大概还没有消失。现在采录其中的史实，撰写《刑法志》。
〔3〕宋法制因唐律令、格式，而随时损益，则有《编敕》，一司、一路、一州、一县又别有《敕》。建隆初，诏判大理寺窦仪等上《编敕》四卷，凡一百有六条，诏与新定《刑统》三十卷并颁天下，参酌轻重为详，世称平允。太平兴国中，增《敕》至十五卷，淳化中倍之。咸平中增至万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条，诏给事中柴成务等芟其繁乱，定可为《敕》者二百八十有六条，准律分十二门，总十一卷。又为《仪制令》一卷。当时便其简易。大中祥符间，又增三十卷，千三百七十四条。又有《农田敕》五卷，与《敕》兼行。
宋朝的法律制度沿袭唐朝的律、令、格、式，并且根据时代变化随时增减修改，于是就有了《编敕》。此外，一个部门、一个路、一个州、一个县又各自另外有专门的《敕》。建隆初年，皇帝下诏命令判大理寺窦仪等人呈上《编敕》四卷，总共一百零六条，又下诏将新编定的《刑统》三十卷一起颁布天下，参考斟酌刑罚的轻重，制定得十分周详，当时的人都称赞它公平恰当。太平兴国年间，将《敕》增加到十五卷，淳化年间又翻了一倍。咸平年间增加到一万八千五百五十五条，皇帝下诏命令给事中柴成务等人删除其中繁杂混乱的内容，确定可以编为《敕》的有二百八十六条，依照律法的体例分为十二门类，总共十一卷。又编了《仪制令》一卷。当时的人们都觉得它简便易行。大中祥符年间，又增加了三十卷，一千三百七十四条。另外还有《农田敕》五卷，与《敕》同时施行。
〔4〕仁宗尝问辅臣曰：“或谓先朝诏令不可轻改，信然乎？”王曾曰：“此憸人惑上之言也。咸平之所删，太宗诏令十存一二，去其繁密以便于民，何为不可？”于是诏中外言《敕》得失，命官修定，取《咸平仪制令》及制度约束之在《敕》者五百余条，悉附《令》后，号曰《附令敕》。天圣七年1029《编敕》成，合《农田敕》为一书，视《祥符敕》损百有余条。其丽于法者，大辟之属十有七，流之属三十有四，徒之属百有六，杖之属二百五十有八，笞之属七十有六。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，大辟而下奏听旨者七十有一。凡此，皆在律令外者也。既颁行，因下诏曰：“敕令者，治世之经，而数动摇则众听滋惑，何以训迪天下哉？自今有司毋得辄请删改。有未便者，中书、枢密院以闻。”然至庆历，又复删定，增五百条，别为《总例》一卷。后又修《一司敕》二千三百十有七条，《一路敕》千八百二十有七条，《一州》《一县敕》千四百五十有一条。其丽于法者，大辟之属总三十有一，流之属总二十有一，徒之属总百有五，杖之属总百六十有八，笞之属总十有二。又配隶之属总八十有一，大辟而下奏听旨者总六十有四。凡此，又在《编敕》之外者也。
宋仁宗曾经问身边的大臣说："有人说先朝皇帝的诏令不能轻易改动，真是这样吗？"王曾回答说："这是奸邪小人迷惑皇上的话。咸平年间删改的诏令，太宗的诏令只保留了一两成，去掉那些繁琐复杂的条文来方便百姓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"于是仁宗下诏让朝廷内外的人谈论《敕》的优缺点，命令官员修订整理，把《咸平仪制令》以及那些记载在《敕》中的制度约束条文五百多条，全部附在《令》的后面，称为《附令敕》。天圣七年，《编敕》编纂完成，把《农田敕》合并为一本书，跟《祥符敕》相比删减了一百多条。其中属于法律条文的，死刑类的有十七条，流放类的有三十四条，徒刑类的有一百零六条，杖刑类的有二百五十八条，笞刑类的有七十六条。还有发配充军类的有六十三条，死刑以下需要上奏听候皇帝裁决的有七十一条。所有这些，都是在正式的律令之外的内容。颁布施行之后，仁宗又下诏说："敕令是治理国家的根本，如果频繁改动就会让众人产生疑惑，用什么来教导天下百姓呢？从今以后有关部门不得擅自请求删改。如果有不方便的地方，由中书省、枢密院上报给我。"然而到了庆历年间，又重新删改修订，增加了五百条，另外编成《总例》一卷。后来又修订了《一司敕》二千三百一十七条，《一路敕》一千八百二十七条，《一州敕》《一县敕》一千四百五十一条。其中属于法律条文的，死刑类的总共三十一条，流放类的总共二十一条，徒刑类的总共一百零五条，杖刑类的总共一百六十八条，笞刑类的总共十二条。还有发配充军类的总共八十一条，死刑以下需要上奏听候皇帝裁决的总共六十四条。所有这些，又是在《编敕》之外的内容。
〔5〕嘉祐初，因枢密使韩琦言，内外吏兵奉禄无著令，乃命类次为《禄令》。三司以驿料名数，著为《驿令》。琦又言：“自庆历四年1044，距嘉祐二年1057，敕增至四千余条，前后牴牾。请诏中外，使言《敕》得失，如天圣故事。”七年1062，书成。总千八百三十四条，视《庆历敕》，大辟增六十，流增五十，徒增六十有一，杖增七十有三，笞增三十有八。又配隶增三十，大辟而下奏听旨者增四十有六。又别为《续附令敕》三卷。
嘉祐初年，因为枢密使韩琦上奏，说朝廷内外官吏和士兵的俸禄没有明确的法令规定，于是皇帝下令分类整理，编成《禄令》。三司又根据驿站供应物资的名目和数量，编写成《驿令》。韩琦又说："从庆历四年到嘉祐二年，皇帝的敕令增加到四千多条，前后内容互相矛盾抵触。请下诏给朝廷内外，让大家评议《敕》的利弊得失，就像天圣年间那样做。"嘉祐七年，这部书编成了。总共一千八百三十四条，跟《庆历敕》相比，死刑增加了六十条，流放增加了五十条，徒刑增加了六十一条，杖刑增加了七十三条，笞刑增加了三十八条。另外，发配为奴婢增加了三十条，死刑以下需要上奏请皇帝裁决的案件增加了四十六条。另外又单独编了《续附令敕》三卷。
〔6〕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，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，乃更其目曰敕、令、格、式，而律恒存乎敕外。熙宁初，置局修敕，诏中外言法不便者集议更定，择其可恒采者赏之。元丰中，始成书二十有六卷，复下二府参订，然后颁行。帝留意法令，每有司进拟，多所是正。尝谓：“法出于道，人能体道，则立法足以尽事。”又曰：“禁于已然之谓敕，禁于未然之谓令，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，使彼效之之谓式。修书者要当识此。”于是凡入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，自名例以下至断狱，十有二门，丽刑名轻重者，皆为敕。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，约束禁止者，皆为令。命官之等十有七，吏、庶人之赏等七十有七，又有倍、全、分、厘之级凡五等，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。表奏、帐籍、关牒、符檄之类凡五卷，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。
宋神宗认为律令不足以涵盖所有事务，凡是律令中没有规定的，一律以敕来裁决，于是更改分类名称为敕、令、格、式，而律令则一直保留在敕之外。
〔7〕元祐初，中丞刘挚言：“元丰编修敕令，旧载敕者多移之令，盖违敕法重，违令罪轻，此足以见神宗仁厚之德。而有司不能推广，增多条目，离析旧制，因一言一事，辄立一法，意苛文晦，不足以该事物之情。行之几时，盖已屡变。宜取庆历、嘉祐以来新旧敕参照，去取删正，以成一代之典。”右谏议孙觉亦言烦细难以检用。乃诏挚等刊定。哲宗亲政，不专用元祐近例，稍复熙宁、元丰之制。自是用法以后冲前，改更纷然，而刑制紊矣。
元祐初年，御史中丞刘挚上书说：'元丰年间编修法令时，原来记载在敕里的很多条文被转移到了令里。因为违反敕的处罚重，违反令的处罚轻，这足以看出神宗皇帝仁厚宽宏的品德。可是主管官员没能发扬推广这种精神，反而不断增加条目，把旧的制度拆得支离破碎，因为一句话、一件事，就立一条法，意思苛刻，文字晦涩，不能涵盖事物的实际情况。施行了没多久，就已经多次变动。应该拿庆历、嘉祐年间以来的新旧敕令来对照参考，该去掉的去掉，该保留的保留，删改订正，形成一代的典章制度。'右谏议大夫孙觉也说条文太繁琐细碎，难以查找使用。于是皇帝下诏命令刘挚等人修订编定。哲宗皇帝亲自执掌朝政后，不完全采用元祐年间的近期惯例，逐渐恢复了熙宁、元丰年间的制度。从此法律施行起来以后出的法令冲击前面的法令，改动变更杂乱无章，而刑罚制度也就混乱了。
〔8〕崇宁元年1102，臣僚言：“有司所守者法，法所不载，然后用例。今引例破法，非理也。”乃令各曹取前后所用例，以类编修，与法妨者去之。寻下诏追复元丰法制，凡元祐条例悉毁之。
崇宁元年，有大臣上奏说：‘官员们应当遵守的是法律，法律没有规定到的，才用惯例来补充。现在拿惯例来破坏法律，这是不合道理的。’于是朝廷下令让各部门把前后用过的惯例都收集起来，按类别整理编修，凡是与法律相抵触的就删掉。不久又下诏令恢复元丰年间的法律制度，所有元祐年间制定的条例全部废除。
〔9〕徽宗每降御笔手诏，变乱旧章。靖康初，群臣言：“祖宗有一定之法，因事改者，则随条贴说，有司易于奉行。蔡京当国，欲快己私，请降御笔，出于法令之外，前后牴牾，宜令具录付编修敕令所，参用国初以来条法，删修成书。”诏从其请，书不果成。
宋徽宗经常下达自己亲笔写的诏令，把原有的规章制度搞得乱七八糟。靖康初年，大臣们进言说：“祖宗有固定的法度，如果因为事情需要修改，就按照条文贴出说明，有关部门也容易遵照执行。蔡京掌权的时候，想满足自己的私心，请求皇帝下达亲笔诏令，这些诏令超出了法令的范围，前后互相矛盾，应该命令把这些诏令全部记录下来交给编修敕令所，参考采用建国初年以来的法规，删改修订成书。”皇帝下诏听从了他们的请求，但书最终没有编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