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2〕茶 天圣三年1025八月，诏翰林侍讲学士孙奭等同究利害，奭等言：“十三场茶积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万余斤，盖许商人贴射，则善者皆入商人，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，故人莫肯售。又园户输岁课不足者，使如商人入息，而园户皆细民，贫弱力不能给，烦扰益甚。又奸人倚贴射为名，强市盗贩，侵夺官利，其弊不可不革。”十月，遂罢贴射法，官复给本钱市茶。商人入钱以售茶者，奭等又欲优之，请凡入钱京师售海州、荆南茶者，损为七万七千，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者，又第损之，给茶皆直十万。自是，河北入中复用三说法，旧给东南缗钱者，以京师榷货务钱偿之。
关于茶叶的事。北宋天圣三年八月，皇帝下诏让翰林侍讲学士孙奭等人一起研究茶叶专卖的利弊。孙奭等人说：“十三个茶场积压未卖出的茶叶有六百一十三万多斤，大概是因为允许商人‘贴射’（一种购买方式），导致好茶叶都进了商人手里，交给官府的茶叶都是粗劣、不合时令的，所以没人肯买。另外，茶农交不够年度税额的，让他们像商人一样交利息，但茶农都是小老百姓，贫穷弱小，根本交不起，反而更加烦扰。还有坏人借着‘贴射’的名义，强买盗卖，侵夺官府的利益，这些弊端不能不革除。”十月，就废除了贴射法，官府重新发放本钱收购茶叶。商人交钱来买茶的，孙奭等人又想优待他们，请求凡是交钱到京城买海州、荆南茶的，减为七万七千贯；买真州等四个专卖机构十三个茶场茶的，再依次减少，给茶都值十万贯。从此，河北地区的入中法又恢复使用三说法，以前给东南地区缗钱的，用京城榷货务的钱来偿还。
〔3〕奭等议既用，益以李谘等变法为非。明年，摭计置司所上天圣二年1024比视增亏数差谬，诏令尝典议官张士逊等条析。夷简言：“天圣初，环庆等路数奏刍粮不给，京师府藏常阙缗钱，吏兵月奉仅能取足。自变法以来，京师积钱多，边计不闻告乏，中间蕃部作乱，调发兵马，仰给有司，无不足之患。以此推之，颇有成效。三司比视数目差互不同，非执政所能亲自较计。”然士逊等犹被罚，谘罢三司使。初，园户负岁课者如商人入息，后不能偿。至四年，太湖等九场凡逋息钱十三万缗，诏悉蠲之。然自奭等改制，而茶法浸坏。
孙奭等人的意见被采纳后，他们更加认为李谘等人推行的变法是不对的。第二年，有人摘取计置司上报的天圣二年比较增减数目中的差错，皇帝下诏让曾经参与讨论的官员张士逊等人逐条分析。吕夷简说：“天圣初年，环庆等路多次上报粮草供应不上，京城国库常常缺钱，官吏和士兵的月俸刚刚够用。自从变法以来，京城积攒的钱多了，边防费用也没听说短缺，中间虽然有蕃部作乱，调兵遣将，都靠有关部门供给，没有不够用的担忧。由此看来，变法很有成效。三司比较的数目有出入，不是执政大臣能亲自核实的。”但张士逊等人还是被处罚了，李谘也被罢免了三司使的职务。当初，种茶的农户拖欠每年的赋税，就像商人一样要交利息，后来还不上。到了天圣四年，太湖等九个茶场总共拖欠利息钱十三万缗，皇帝下诏全部免除。然而自从孙奭等人改变制度后，茶法就逐渐被破坏了。
〔4〕景祐中，三司使孙居中等言：“自天圣三年1025变法，而河北入中虚估之敝，复类乾兴以前，蠹耗县官，请复行见钱法。”时谘已执政矣。三年1025，河北转运使杨偕亦陈三说法十二害，见钱法十二利，以谓止用三说所支一分缗钱，足以赡一岁边计。遂命谘与参知政事蔡齐等合议，且令诏商人访其利害。是岁三月，谘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，以实钱偿刍粟，实钱售茶，皆如天圣元年1023之制。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师，旧必得交引铺为之保任，并得三司符验，然后给钱，以是京师坐贾率多邀求，三司吏稽留为奸，乃悉罢之，命商持券径趣榷货务验实，立偿之钱。初，奭等虽增商人入钱之数，而犹以为利薄，故竞市虚估之券，以射厚利，而入钱者寡，县官日以侵削，京师少蓄藏。至是，谘等请视天圣三年1025入钱数第损一千有奇，入中增直亦视天圣元年1023数第加三百。诏皆可之。前已用虚估给券者，给茶如旧，仍给景祐二年1035已前茶。
景祐年间，三司使孙居中等上奏说：“自从天圣三年改革法令，河北地区商人用实物换盐茶时虚报价格的老毛病又犯了，跟乾兴以前差不多，严重损耗国家财政，请求恢复实行现钱法。”当时李谘已经执政了。景祐三年，河北转运使杨偕也陈述三说法的十二种害处和现钱法的十二种好处，认为只用三说法所支出的一分铜钱，就足够供应一年的边防费用。于是朝廷命令李谘和参知政事蔡齐等人一起商议，并且下诏让商人来了解其中的利弊。这年三月，李谘等人请求取消河北地区实物入中时的虚估，改用实钱来支付粮草，用实钱来卖茶，都按照天圣元年的制度执行。又因为北方的商人拿着券到京城，以前必须找交引铺做担保，还要经过三司的验证，然后才给钱，所以京城的坐商大多趁机敲诈，三司的官吏也故意拖延搞鬼，于是全部废除了这些做法，命令商人直接拿着券到榷货务去验明真伪，当场付钱。当初，王奭等人虽然提高了商人交钱的数量，但商人还是觉得利润薄，所以争相购买虚估的券来谋取厚利，而实际交钱的人很少，国家财政一天天被侵蚀，京城也缺少积蓄。到这时，李谘等人请求参照天圣三年的交钱数，每贯减少一千多文，实物入中的加价也参照天圣元年的数量，每贯只加三百文。皇帝下诏全部批准。之前已经用虚估发给券的，仍然按旧例给茶，并且继续给景祐二年以前的茶。
〔5〕既而谘等又言：“天圣四年1026，尝许陕西入中愿得茶者，每钱十万，所在给券，径趣东南受茶十一万一千。茶商获利，争欲售陕西券，故不复入钱京师，请禁止之。”并言商人所不便者，其事甚悉，请为更约束，重私贩之禁，听商人输钱五分，余为置籍召保，期半年悉偿，失期者倍其数。事皆施行。谘等复言：“自奭等变法，岁损财利不可胜计，且以天圣九年1031至景祐二年1035较之，五年之间，河北入中虚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；今一旦复用旧法，恐豪商不便，依托权贵，以动朝廷，请先期申谕。”于是帝为下诏戒敕，而县官滥费自此少矣。
不久之后，李谘等人又上奏说：“天圣四年的时候，曾经允许陕西地区那些愿意用实物换取茶叶的商人，每缴纳十万钱，就在当地发给他们凭证，让他们直接去东南地区领取十一万一千的茶叶。茶商觉得有利可图，都争着要卖掉陕西的凭证，所以不再往京城交钱，请求朝廷禁止这种行为。”他们还详细列举了商人感到不方便的地方，请求重新制定规则，加重对私自贩卖茶叶的禁令，允许商人先缴纳五分之一的钱，剩下的钱登记在册并找担保人，约定半年内全部还清，逾期不还就加倍罚款。这些建议都得到了实施。李谘等人又说：“自从孙奭等人改变法令以来，每年损失的财利数都数不清，拿天圣九年到景祐二年这段时间来比较，五年之间，河北地区通过实物交易虚耗的官钱就达到五百六十八万贯；现在如果突然恢复旧法，恐怕那些大商人觉得不方便，就会依靠权贵来动摇朝廷的决定，请求朝廷提前下旨说明。”于是皇帝下诏告诫，从此官府浪费钱财的情况就减少了。
〔6〕久之，上书者复言：“自变法以来，岁辇京师金帛，易刍粟于河北，配扰居民，内虚府库，外困商旅，非便。”宝元元年1038，命御史中丞张观等与三司议之。观等复请入钱京师以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，直十万者，又视景祐三年1036数损之，为钱六万七千，入中河北愿售茶者，又损一千。既而诏又第损二千，于是入钱京师止为钱六万五千，入中河北为钱六万四千而已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上书的人又说：“自从变法以来，每年都要从京城运送金银布帛，到河北地区换取草料和粮食，这既骚扰了当地居民，又使国库空虚，还让商人陷入困境，实在不方便。”宝元元年，皇帝命令御史中丞张观等人和三司一起讨论这件事。张观等人又建议，在京城交钱来购买真州等四个专卖机构、十三个茶场的茶叶，原本价值十万贯的茶叶，参照景祐三年的数额减少，定为六万七千贯；对于在河北地区愿意卖茶的人，又减少了一千贯。随后，皇帝下诏又依次减少了两千贯，于是到京城交钱买茶最终只定为六万五千贯，在河北地区交钱买茶定为六万四千贯而已。
〔7〕康定元年，叶清臣为三司使，是岁河北谷贱，因请内地诸州行三说法，募人入中，且以东南盐代京师实钱。诏籴止二百万石。庆历二年，又请募人入刍粟如康定元年法，数足而止，自是三说稍复用矣。八年，三司盐铁判官董沔亦请复三说法，三司以为然，因言：“自见钱法行，京师钱入少出多，庆历七年，榷货务缗钱入百十九万，出二百七十六万。以此较之，恐无以赡给，请如沔议，以茶、盐、香药、缗钱四物如之。”于是有四说之法。初，诏止行于并边诸州，而内地诸州有司盖未尝请，即以康定元年诏书从事。自是三说、四说二法并行于河北，不数年间，茶法复坏。刍粟之直，大约虚估居十之八，米斗七百，甚者千钱。券至京师，为南商所抑，茶每直十万，止售钱三千，富人乘时收蓄，转取厚利。三司患之，请行贴买之法，每券直十万，比市估三千，倍为六千，复入钱四万四千，贴为五万，给茶直十万。诏又损钱一万，然亦不足以平其直。久之，券比售钱三千者，才得二千，往往不售，北商无利，入中者寡，公私大弊。
康定元年，叶清臣担任三司使。这一年河北的粮食价格很低，于是他请求在内地各州推行三说法，招募商人向官府缴纳粮草，并用东南地区的盐来代替京师支付的现钱。皇帝下诏只收购二百万石粮食。庆历二年，他又请求按照康定元年的办法招募商人缴纳草料和粮食，数量够了就停止，从此三说法逐渐重新被采用。庆历八年，三司盐铁判官董沔也请求恢复三说法，三司认为他说得对，于是说：“自从现钱法推行以来，京师的钱收入少支出多，庆历七年，榷货务的缗钱收入一百一十九万，支出二百七十六万。这样比较下来，恐怕无法供给，请求按照董沔的建议，用茶、盐、香药、缗钱四种东西来支付。”于是就有了四说法。起初，诏令只在沿边各州实行，而内地各州的官员大概没有请求，就按照康定元年的诏书办事。从此三说法和四说法两种办法在河北同时实行，没过几年，茶法又坏了。草料和粮食的价格，大约虚估占十分之八，一斗米七百钱，甚至一千钱。交引到了京师，被南方商人压低价格，茶每值十万，只卖三千钱，富人趁机囤积，转手获取厚利。三司对此很担忧，请求实行贴买之法，每张交引值十万，比市场估价三千，加倍为六千，再交钱四万四千，贴补成五万，给茶值十万。皇帝下诏又减了一万钱，但也不足以平衡价格。时间长了，交引比卖三千钱的，才得到二千钱，往往卖不出去，北方商人无利可图，入中的人少了，公私都大受其害。
〔8〕皇祐二年1050，知定州韩琦及河北转运司皆以为言，下三司议。三司奏：“自改法至今，凡得谷二百二十八万余石，刍五十六万余围，而费缗钱一百九十五万有奇，茶、盐、香药又为缗钱一千二百九十五万有奇。茶、盐、香药，民用有限，榷货务岁课不过五百万缗，今散于民间者既多，所在积而不售，故券直亦从而贱。茶直十万，旧钱六万五千，今止二千；以至香一斤，旧售钱三千八百，今止五六百；公私两失其利。请复行见钱法，一用景祐三年1036约束。”乃下诏曰：“比食货法坏，刍粟价益倍，县官之费日长，商贾不行，豪富之家，乘时牟利，吏缘为奸。自今有议者，须究厥理，审可施用，若事已上而验问无状者，置之重罚。”
皇祐二年，定州知州韩琦和河北转运司都提出了意见，朝廷就把这事交给三司讨论。三司上奏说：“自从改法到现在，总共得到了粮食二百二十八万多石，草料五十六万多捆，但花费了铜钱一百九十五万多贯，茶、盐、香药又折合铜钱一千二百九十五万多贯。茶、盐、香药这些东西，老百姓的需求是有限的，专卖机构每年的收入不过五百万贯，现在散在民间的已经很多了，各地都积压着卖不出去，所以证券的价格也跟着下跌。茶叶价值十万，以前能卖六万五千，现在只值两千；甚至香药一斤，以前卖三千八百，现在只卖五六百；公家和私人都受到了损失。请求恢复现钱法，完全按照景祐三年的规定执行。”于是皇帝下诏说：“近来粮食和物资的法令被破坏，草料和粮食的价格成倍上涨，官府的支出日益增加，商人无法正常经营，豪富之家趁机牟利，官吏也趁机作奸犯科。从今以后，有提出建议的人，必须研究清楚其中的道理，审慎考虑是否可行，如果事情已经上报而查问没有实据的，要给予重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