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1〕宋货财之制，多因于唐。自天宝以后，天下多事，户口凋耗，租税日削，法既变而用不给，故兴利者进，而征敛名额繁矣。方镇握重兵，皆留财赋自赡，其上供殊鲜。五代疆境逼蹙，藩镇益强，率令部曲主场、院，其属三司者，补大吏以临之，输额之外亦私有焉。
宋朝的财政制度，大多沿袭唐朝。自从天宝年间以后，天下多事，人口减少，租税日益削减，法令已经变更而费用仍然不足，所以主张兴利的人得到进用，而征收的名目繁多。方镇掌握重兵，都截留财赋供养自己，上供给朝廷的很少。五代时期疆域狭窄，藩镇更加强大，大都命令部曲掌管场、院，那些属于三司的，就补任大吏去监督，在规定的输送数额之外也私自占有。
〔2〕太祖周知其弊，及受命，务恢远略，修建法程，示之以渐。建隆中，牧守来朝，犹不贡奉以助军实。乾德三年965，始诏诸州支度经费外，凡金帛悉送阙下，毋或占留。时藩郡有阙，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，或遣京朝官廷臣监临。于是外权始削，而利归公上，条禁文簿渐为精密。诸州通判官到任，皆须躬阅帐籍所列官物，吏不得以售其奸。主库吏三年一易。市征、地课、盐曲之类，通判官、兵马都监、县令等并亲临之，见月籍供三司，秩满较其殿最，欺隐者寘于法。募告者，赏钱三十万。而小民求财报怨，诉讼烦扰，未几，除募告之禁。
宋太祖全面了解了这些弊端，等到他即位后，致力于推行长远的策略，制定法规制度，并逐步实施。建隆年间，地方长官来朝见，仍然不向朝廷进贡以补充军需。乾德三年，才开始下诏命令各州在支出经费之外，所有金银布帛全部送到京城，不得私自扣留。当时藩镇郡守有缺额，逐渐任命文官暂时管理当地的场务，或者派遣京朝官、廷臣去监督。于是地方权力开始被削弱，财利归于朝廷，法规禁令和文书簿册逐渐变得严密。各州的通判官到任后，必须亲自查阅账册中列出的官府财物，官吏无法再施展他们的奸计。主管仓库的官吏每三年更换一次。市场税收、地租、盐酒专卖等事务，通判官、兵马都监、县令等都要亲自到场监督，每月登记上报三司，任期届满后考核其政绩优劣，有欺骗隐瞒的依法处置。招募告发者，赏钱三十万。但小百姓为了求取赏钱或报私仇，诉讼纷繁杂乱，不久后，废除了招募告发的禁令。
〔3〕先是，茶盐榷酤课额少者，募豪民主之。民多增额求利，岁更荒俭，商旅不行，至亏常课，乃籍其资产以偿。太宗始诏以开宝八年975为额，既又虑其未均，乃遣使分诣诸州，同长吏裁定。凡左藏及诸库受纳诸州上供均输金银、丝帛暨他物，令监临官谨视之。欺而多取，主称、藏吏皆斩，监临官亦重置其罪。罢三司大将及军将主诸州榷课，命使臣分掌。掌务官吏亏课当罚，长吏以下分等连坐。雍熙二年985，令三分勾院纠本部陷失官钱，及百千赏以十之一，至五千贯者迁其职。
起初，茶、盐、酒专卖的税额比较少的，就招募有钱有势的商人来承包。这些商人大多增加税额来谋取利润，但遇到年成不好、市场萧条，商旅不流通，导致经常完不成定额，于是官府就没收他们的家产来抵偿。太宗皇帝开始下诏，以开宝八年的税额为标准，后来又担心这个标准不均衡，就派遣使者分别到各州，和当地长官一起裁定。凡是左藏库和各仓库接收各州上供的均输金银、丝帛以及其他物品，命令监临官仔细检查。如果欺骗多取，主管称量的人和仓库官吏都要被斩首，监临官也要从重治罪。撤销三司大将和军将主管各州专卖税收的职务，改派使臣分别掌管。掌管事务的官吏如果亏损了税额应当受罚，长吏以下按等级连坐。雍熙二年，命令三司勾院纠察本部丢失的官钱，达到一百千的，赏给十分之一，达到五千贯的，升迁其官职。
〔4〕淳化元年990诏曰：“周设司会之职，以一岁为准；汉制上计之法，以三年为期。所以详知国用之盈虚，大行群吏之诛赏，斯乃旧典，其可废乎？三司自今每岁具见管金银、钱帛、军储等簿以闻。”四年993，改三司为总计司，左右大计分掌十道财赋。令京东西南北各以五十州为率，每州军岁计金银、钱、缯帛、刍粟等费，逐路关报总计司，总计司置簿，左右计使通计置裁给，余州亦如之。未几，复为三部。
淳化元年，皇帝下诏说：“周朝设立了司会这个官职，以一年为考核周期；汉朝制定了上计的制度，以三年为一个期限。这些都是为了详细掌握国家财政的盈亏，从而对各级官吏进行赏罚，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，怎么能废除呢？三司从现在开始，每年都要把当前管理的金银、钱币、布帛、军需储备等账目整理成册上报。”四年后，把三司改为总计司，左右大计分别掌管十道的财政赋税。命令京城东西南北各以五十个州为标准，每个州和军每年统计金银、钱币、丝织品、粮草等费用，各路汇总报告给总计司，总计司设立账簿，左右计使统一计算、安排和拨付，其余各州也照此办理。没过多久，又恢复为三部。
〔5〕宋聚兵京师，外州无留财，天下支用悉出三司，故其费浸多。太宗孜孜庶务，或亲为裁决。有司尝言油衣、帟幕损破者数万段，帝令煮之，染以杂色，制旗帜数千。调退材给窑务为薪，俾择其可用者造什物数千事。其爱民惜费类此。
宋朝把军队都集中在京城，外地各州没有留下钱财，全国的开销全部由三司负责，所以费用逐渐增多。宋太宗勤勉地处理各种政务，有时还亲自裁决。有关部门曾经报告说油布衣和帷帐破损的有几万段，皇帝下令把它们煮了，染上各种颜色，做成几千面旗帜。又调拨废弃的木材给窑务当柴火，让他们挑选能用的材料制造几千件器物。他爱惜百姓、节省费用就像这样。
〔6〕真宗嗣位，诏三司经度茶、盐、酒税以充岁用，勿增赋敛以困黎元。是时条禁愈密，较课以租额前界递年相参。景德初，榷务连岁增羡，三司即取多收者为额。帝虑或致掊克，诏凡增额比奏。上封者言：“诸路岁课增羡，知州、通判皆书历为课最，有亏者则无罚。”乃令诸路茶、盐、酒税及诸场务，自今总一岁之课，合为一，以额较之。有亏则计分数，知州、通判减监官一等科罚，州司典吏减专典一等论，大臣及武臣知州军者止罚通判以下。
宋真宗即位后，下诏让三司（财政机构）规划茶、盐、酒税的收入来满足年度开支，不要增加赋税来困扰百姓。当时法令条规越来越严密，考核税收时用租额和前一届的逐年数据相互比较。景德初年，专卖机构连续几年收入增加，三司就把多收的数额定为新的税额。皇帝担心这样会导致官员搜刮百姓，下诏凡是增加税额都要上奏报告。有人上书说：“各路每年的税收增加，知州、通判都记录在案作为考核最优，有亏损的却没有惩罚。”于是下令各路茶、盐、酒税以及各个场务，从现在起汇总一年的税收，合并成一个总数，用定额来比较。如果有亏损，就计算亏损的分数，知州、通判比监官降一等处罚，州司的典吏比专典降一等论处，大臣和武臣担任知州、知军的只处罚通判以下官员。
〔7〕至道末，天下总入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。三岁一亲祀郊丘，计缗钱常五百余万，大半以金银、绫绮、絁绸平其直给之。天禧末，上供惟钱帛增多，余以移用颇减旧数，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，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，而赢数不预焉。景德郊祀七百余万，东封八百余万，祀汾阴、上宝册又增二十万。丁谓为三司使，著《景德会计录》以献，林特领使，亦继为之。凡举大礼，有司皆籍当时所费以闻，必优诏奖之。
至道末年，全国总收入是两千两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贯铜钱。每三年皇帝亲自到郊外祭天一次，花费大约五百多万贯，其中大部分是用金银、绫罗绸缎和粗绸布按照市价折算成钱支付的。天禧末年，地方上缴给朝廷的只有钱和布帛增加了，其他项目因为挪作他用而比旧有数额减少了很多，但全国总收入是一万五千零八十五万零一百贯，支出是一万两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贯，盈余的数字还没算进去。景德年间祭天花了七百多万贯，东封泰山花了八百多万贯，祭祀汾阴后土、进献宝册又增加了二十万贯。丁谓担任三司使时，编写了《景德会计录》进献给皇帝，后来林特接任三司使，也接着编了类似的账册。凡是举办重大典礼，有关部门都会把当时的费用登记造册上报，皇帝一定会下旨褒奖他们。
〔8〕初，吴、蜀、江南、荆湖、南粤皆号富强，相继降附，太祖、太宗因其蓄藏，守以恭俭简易。天下生齿尚寡，而养兵未甚蕃，任官未甚冗，佛老之徒未甚炽；外无金缯之遗，百姓亦各安其生，不为巧伪放侈，故上下给足，府库羡溢。承平既久，户口岁增，兵籍益广，吏员益众。佛老、外国耗蠹中土，县官之费数倍于昔，百姓亦稍纵侈，而上下始困于财矣。
当初，吴、蜀、江南、荆湖、南粤这些地方都号称富足强大，先后归顺投降，宋太祖、宋太宗凭借他们积累的财富，用恭敬、节俭、简单、平易的原则来治理国家。当时天下人口还比较少，而且养兵不算太多，任官不算太冗杂，佛教道教信徒不算太兴盛；对外没有金银丝绸的赠送，百姓也各自安于自己的生活，不做巧诈、虚伪、放纵、奢侈的事，所以上下供给充足，国库富足有余。太平日子久了，户口每年增加，兵籍越来越广，官吏越来越多。佛教道教、外国消耗侵蚀中原，朝廷的费用比过去多了好几倍，百姓也逐渐放纵奢侈，于是上下开始为财力匮乏而困扰了。
〔9〕仁宗承之，经费浸广。天圣初，首命有司取景德一岁用度，较天禧所出，省其不急者。自祥符天书一出，斋醮糜费甚众，京城之内，一夕数处，至是，始大裁损。京师营造，多内侍传旨呼索，费无艺极。帝与太后知其弊，诏自今营造所须，先下三司度功费然后给。又减内外宫观清卫卒及工匠，分隶诸军、八作司。旧殿直已上，虽幼未任朝谒，遇乾元、长宁节皆赐服，至是亦罢给。故事，上尊号、谥号，随册宝物并用黄金。帝曰：“先帝、太后用黄金，若朕所御，止用涂金。”时洞真宫、寿宁观相继灾，宰相张知白请罢不急营造，以答天戒。及滑州塞决河，御史知杂王鬷复以为言。既而玉清昭应宫灾，遂诏谕中外，不复缮修。自是道家之奉有节，土木之费省矣。
宋仁宗继位后，朝廷的经费开支逐渐增多。天圣初年，他首先命令有关部门拿景德年间一年的开支，跟天禧年间的支出作比较，削减那些不紧急的项目。自从祥符年间“天书”事件出现后，道教斋醮活动耗费巨大，京城之内，一个晚上就有好几处地方在搞，到这时候才开始大规模裁减。京城的各种营造工程，大多是内侍传旨索要，花费没有限度。仁宗和太后知道这个弊端，下诏说从今以后营造所需，必须先下到三司计算工费然后才拨给。又裁减了内外宫观中的清卫卒和工匠，分别隶属各军和八作司。以前殿直以上的官员，即使年幼不能上朝，遇到乾元节、长宁节也都赐给官服，到这时候也停止赐给。按照旧例，上尊号、谥号时，随同册封的宝物都用黄金。仁宗说：“先帝、太后用黄金，至于我所用的，只用涂金就行了。”当时洞真宫、寿宁观相继发生火灾，宰相张知白请求停止不紧急的营造，以回应上天的警戒。等到滑州堵塞决口的黄河，御史知杂王鬷又提出同样的建议。不久玉清昭应宫也发生火灾，于是下诏告知朝廷内外，不再修缮。从此对道教的供奉有了节制，土木工程的费用也节省了。
〔10〕帝天资恭俭，尤务约己以先天下，有司言利者，多摈不取。闻民之有疾苦，虽厚利，舍之无所爱。贡献珍异，故事有者，或罢之。山林、川泽、陂池之利，久与民共者，屡敕有司毋辄禁止。至于州县征取苛细，蠲减盖不可胜数。
皇帝天生就恭敬节俭，尤其努力约束自己来给天下人做表率。那些向皇帝进言如何谋利的官员，大多被排斥不用。皇帝听说百姓有疾苦，即使能获得丰厚利益，也舍弃而不吝惜。地方进贡的珍奇物品，按照旧例有的，有时也会取消。山林、河流、湖泊、池塘的利益，长期与百姓共享的，多次命令有关部门不要随意禁止。至于州县征收苛捐杂税，减免的数目简直数不胜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