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1〕役法 役出于民，州县皆有常数。宋因前代之制，以衙前主官物，以里正、户长、乡书手课督赋税，以耆长、弓手、壮丁逐捕盗贼，以承符、人力、手力、散从官给使令；县曹司至押、录，州曹司至孔目官，下至杂职、虞侯、拣、掏等人，各以乡户等第定差。京百司补吏，须不碍役乃听。
关于劳役的法令：劳役由百姓承担，每个州和县都有固定的名额。宋朝沿袭前代的制度，让衙前负责管理官府财物，让里正、户长、乡书手负责督促征收赋税，让耆长、弓手、壮丁负责追捕盗贼，让承符、人力、手力、散从官负责差遣跑腿；县里的曹司到押司、录事，州里的曹司到孔目官，往下到杂职、虞侯、拣、掏等人，都根据乡户的等级来定差。京城各官署补充吏员，必须是不妨碍服役的人才能录用。
〔2〕建隆中，诏文武官、内诸司、台省、寺监、诸军、诸使，不得占州县课役户，州县不得役道路居民为递夫。后又诏诸州职官不得私占役户供课。京西转运使程能请定诸州户为九等，著于籍，上四等量轻重给役，余五等免之，后有贫富，随时升降。诏加裁定。淳化五年994，始令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，第二等户为户长，勿冒名以给役。自余众役，多调厢军。大中祥符五年1012，提点刑狱府界段惟几发中牟县夫二百修马监仓。群牧制置使代以厩卒，因下诏禁之。惟诏令有大兴作而后调丁夫。然役有轻重劳佚之不齐，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，承平既久，奸伪滋生。命官、形势占田无限，皆得复役，衙前将吏得免里正、户长；而应役之户，困于繁数，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，假佃户之名，以避徭役。乾兴初，始立限田法，形势敢挟他户田者听人告，子所挟田三之一。
建隆年间，皇帝下诏命令文武官员、内廷各部门、御史台、中书省、各寺监、各军队、各使职，都不能占用州县里承担赋税和徭役的民户，州县也不能征用道路上的居民当递夫。后来又下诏，各州的在职官员不能私自占用服役的民户来供应赋税。京西转运使程能请求将各州的民户分为九等，登记在册，前四等根据情况轻重安排徭役，后五等免除徭役，之后如果家庭贫富变化，随时调整等级。皇帝下诏批准并加以裁定。
〔3〕时州县既广，徭役益众，太常博士范讽知广济军，因言：“军地方四十里，户口不及一县，而徭差与诸郡等，愿复为县。”转运司执不可，因诏裁损役人。自是数下诏书，督州县长吏与转运使议蠲冗役，以宽民力。又令州县录丁产及所产役使，前期揭示，不实者民得自言。役之重者，自里正、乡户为衙前，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，往往破产。景祐中，稍欲宽其法，乃命募人充役。初，官八品以下死者，子孙役同编户；至是，诏特蠲之。民避役者，或窜名浮图籍，号为出家，赵州至千余人，诏出家者须落发为僧，乃听免役。禁诸县非捕盗毋擅役壮丁。庆历中，令京东西、河北、陕西、河东裁损役人，即给使不足，益以厢兵。既而诏诸路转运司条析州县差徭赋敛之数，委二府大臣裁减，科役不均，以乡村、坊郭户均差。时范仲淹执政，谓天下县多，故役蕃而民瘠，首废河南诸县，欲以次及他州。当时以为非，未几悉复。王逵为荆湖转运使，率民输钱免役，得缗钱三十万，进为羡余，蒙诏奖。繇是他路竞为掊克以市恩。皇祐中，诏州县里正、押司、录事既代而令输钱免役者，论如违制律。又禁役乡户为长名衙前。
当时州县数量已经很多，徭役负担也越来越重。太常博士范讽担任广济军知军，上奏说：“广济军管辖的地方只有方圆四十里，人口还不及一个县，但徭役摊派却和其他州郡一样多，希望能恢复为县。”转运司坚持不同意，于是朝廷下诏裁减服役人员。从此多次下诏书，督促州县长官和转运使商议减免多余的徭役，以减轻百姓负担。又命令州县登记各户的成年人口、财产以及应承担的徭役，提前公布，如果登记不实，百姓可以自行申诉。那些繁重的徭役，比如从里正、乡户中选任衙前，负责管理府库或运送官物，常常导致百姓破产。景祐年间，朝廷稍微想放宽政策，就下令招募人员充任徭役。起初，八品以下官员去世后，他们的子孙要像普通百姓一样服役；到这时，下诏特别免除他们的徭役。百姓为了逃避徭役，有的把名字登记在僧籍中，号称出家，赵州一地就有一千多人。朝廷下诏规定，出家的人必须剃发为僧，才允许免除徭役。禁止各县除了抓捕盗贼外擅自役使壮丁。庆历年间，命令京东、京西、河北、陕西、河东各路裁减服役人员，如果差役人手不够，就补充厢兵。不久又下诏让各路转运司详细列出州县差役和赋税的数额，交给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大臣裁减。如果徭役摊派不均，就按乡村户和坊郭户平均分摊。当时范仲淹执政，认为天下县太多，所以徭役繁重、百姓贫困，首先废除了河南的一些县，打算依次推广到其他州。当时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对，没过多久这些县又都恢复了。王逵担任荆湖转运使，让百姓交钱免役，得到三十万贯钱，作为“羡余”进献给朝廷，受到下诏褒奖。从此其他路也争相搜刮民财来讨好皇帝。皇祐年间，下诏规定：州县里正、押司、录事等职务，如果已经有人接替，却还让他们交钱免役的，按违制律论处。又禁止让乡户担任长名衙前。
〔4〕初，知并州韩琦上疏曰：“州县生民之苦，无重于里正衙前。有孀母改嫁，亲族分居；或弃田与人，以免上等；或非命求死，以就单丁。规图百端，苟免沟壑之患。每乡被差疏密，与资力高下不均。假有一县甲乙二乡，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，计资为钱三百万，乙乡第一等户五户，计赀为钱五十万；番休递役，即甲乡十五年一周，乙乡五年一周。富者休息有余，贫者败亡相继，岂朝廷为民父母意乎？请罢里正衙前，命转运司以州军见役人数为额，令、佐视五等簿，通一县计之，籍皆在第一等，选资最高者一户为乡户衙前，后差人放此。即甲县户少而役蕃，听差乙县户多而役简者。簿书未尽实，听换取他户。里正主督租赋，请以户长代之，二年1009一易。”下其议京畿、河北、河东、陕西、京东西转运司度利害，皆以为便。而知制诰韩绛、蔡襄极论江南、福建里正衙前之弊，绛请行乡户五则之法，襄请以产钱多少定役重轻。至和中，命绛、襄与三司置司参定，继遣尚书都官员外郎吴几复趋江东，殿中丞蔡禀趋江西，与长吏、转运使议可否。因请行五则法，凡差乡户衙前，视资产多寡置籍，分为五则，又第其役轻重放此。假有第一等重役十，当役十人，列第一等户百；第二等重役五，当役五人，列第二等户五十，以备十番役使。藏其籍通判治所，遇差人，长吏以下同按视之，转运使、提点刑狱察其违慢。遂更著淮南、江南、两浙、荆湖、福建之法，下三司颁焉。
当初，担任并州知州的韩琦上书说：“州县百姓的痛苦，没有比里正和衙前这两种差役更重的了。有的寡妇改嫁，亲属分家；有的把田地送给别人，来避免成为上等户；有的非正常死亡求死，来变成单丁。想尽各种办法，只为暂时逃脱饿死沟壑的祸患。每个乡被派差役的疏密，与资产的高低不均衡。假如有一个县有甲、乙两个乡，甲乡第一等户有十五户，资产折合钱三百万，乙乡第一等户有五户，资产折合钱五十万；轮流服役，那么甲乡十五年轮一次，乙乡五年轮一次。富裕的人休息有余，贫穷的人破产逃亡接连不断，这难道是朝廷作为百姓父母的意愿吗？请求废除里正衙前，命令转运司以州军现有服役人数为定额，县令、县佐查看五等簿，通盘计算一县的情况，登记都在第一等，选择资产最高的一户作为乡户衙前，以后差派的人照此办理。如果甲县户少而差役多，允许差派乙县户多而差役少的人。簿册记录不实在的，允许换其他户。里正主要督促租赋，请求用户长代替，两年一换。”朝廷把韩琦的建议下发给京畿、河北、河东、陕西、京东西等地的转运司，让他们考虑利弊，大家都认为便利。而知制诰韩绛、蔡襄极力论述江南、福建里正衙前的弊端，韩绛请求实行乡户五则法，蔡襄请求按产业钱多少来决定差役轻重。至和年间，命令韩绛、蔡襄与三司设置专门机构参酌制定，接着派遣尚书都官员外郎吴几复前往江东，殿中丞蔡禀前往江西，与当地长官、转运使商议可行与否。于是请求实行五则法，凡是差派乡户衙前，根据资产多少设置簿册，分为五等，又按照差役轻重对应。假如有第一等重役十项，应当服役十人，就列出第一等户一百户；第二等重役五项，应当服役五人，就列出第二等户五十户，以备十轮差役使用。把簿册收藏在通判的官署，遇到差派人时，长官以下一同查看，转运使、提点刑狱监察他们是否有违慢。于是重新制定了淮南、江南、两浙、荆湖、福建的法规，下发三司颁布执行。
〔5〕自罢里正衙前，民稍休息。又诏诸路转运司、开封府界访衙前之役有重为害者条奏之；能件悉便利、大去劳弊者议赏。置宽恤民力司，遣使四出。自是州县力役多所裁损，凡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人。
自从取消了里正和衙前这些差役，老百姓稍微得到了休息。皇帝又下诏给各路转运司和开封府界，要求他们调查衙前差役中那些特别繁重、对百姓造成危害的情况，并逐条上报；如果有人能详细列出减轻差役负担的好办法，大大消除劳苦和弊病，就商议给予奖赏。还设立了宽恤民力司，派遣使者到各地去。从此以后，各州县的力役大多被裁减，总共减少了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人。
〔6〕治平四年1067，诏曰：“农，天下之大本也。间因水旱，颇致流离，殆州郡差役之法甚烦，其诏中外臣庶条陈利害以闻。”先是，三司使韩绛言：“闻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，其父告其子曰‘吾当求死，使汝曹免于冻馁’，遂自缢而死。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，又有鬻田减其户等者。田归官户不役之家，而役并于同等见存之户。望博访利害，集议裁定，使力役无偏重之寄。”役法更议始此。
治平四年，皇帝下诏说：“农业是国家的根本。近来因为水灾和旱灾，导致很多百姓流离失所，恐怕是州郡的差役制度太过繁琐，现在诏令朝廷内外的官员和百姓，陈述差役制度的利弊，上报给朝廷。”
〔7〕熙宁元年1068，知谏院吴充言：“今乡役之中，衙前为重。民间规避重役，土地不敢多耕，而避户等；骨肉不敢义聚，而惮人丁。故近年上户浸少，中下户浸多，役使频仍，生资不给，则转为工商，不得已而为盗贼。宜早定乡役利害，以时施行。”后帝阅内藏库奏，有衙前越千里输金七钱，库吏邀乞，逾年不得还者。帝重伤之，乃诏制置条例司讲立役法。二年1069，遣刘彝、谢卿材、侯叔献、程颢、卢秉、王汝翼、曾伉、王广廉八人行诸路，相度农田水利、税赋科率、徭役利害。
在熙宁元年，谏院的官员吴充说：“如今在乡村的徭役中，衙前的差役最为繁重。老百姓为了逃避这些繁重的差役，不敢多耕种土地，以免被划入更高的户等；也不敢让家人团聚，怕增加人口。因此，近年来富裕的农户逐渐减少，而中等和贫困的农户越来越多，差役频繁，生活物资匮乏，于是人们转而从事工商业，甚至不得已去做盗贼。应该尽早明确乡村徭役的利弊，及时采取措施。”后来，皇帝看到内藏库的奏章，发现有的衙前差役跋涉千里运送七钱金子，库吏却索要贿赂，导致他们一年多都无法回家。皇帝对此深感痛心，于是下令制置条例司制定新的役法。第二年，皇帝派遣刘彝、谢卿材、侯叔献、程颢、卢秉、王汝翼、曾伉、王广廉八人前往各地，考察农田水利、税收政策以及徭役的利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