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1〕昔武王克商，访箕子以治道，箕子为之陈《洪范》九畴，五行五事之次，即曰“农用八政”，八政之目，即以食货为先。五行，天道也；五事，人道也。天人之道治，而国家之政兴焉。是故食货而下，五卿之职备举于是矣：宗伯掌邦礼，祀必有食货而后仪物备，宾必有食货而后委积丰；司空掌邦土，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奠于厥居；司徒掌邦教，民必有食货而后可兴于礼义；司寇掌邦禁，民必有食货而后可远于刑罚；司马掌邦政，兵必有食货而后可用于征戍。其曰“农用八政”，农，食货之本也。唐杜佑作《通典》，首食货而先田制，其能推本《洪范》八政之意欤。
很久以前，周武王打败了商朝，他向箕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。箕子就给他讲了《洪范》里的九种法则，包括五行和五事的顺序，其中提到‘农用八政’，意思是八种政务中，粮食和货物是最重要的。五行代表天道，五事代表人道。如果天人之道都治理好了，国家的政务就会兴旺。所以，从食货开始，五卿的职责都涉及到了：宗伯管礼仪，祭祀必须有食货才能准备齐全，宴会也必须有食货才能储备丰富；司空管土地，民众必须有食货才能安居乐业；司徒管教化，民众必须有食货才能学习礼义；司寇管刑罚，民众必须有食货才能远离犯罪；司马管军事，军队必须有食货才能用于征战。这叫做‘农用八政’，农业是食货的基础。唐代的杜佑写了《通典》，以食货开头并先谈田制，这大概能体现《洪范》八政的本意吧。
〔2〕宋承唐、五季之后，太祖兴，削平诸国，除藩镇留州之法，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；严守令劝农之条，而稻、粱、桑、枲务尽地力。至于太宗，国用殷实，轻赋薄敛之制，日与群臣讲求而行之。传至真宗，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，外则和戎安边之事滋，由是食货之议，日盛一日。仁宗之世，契丹增币，夏国增赐，养兵两陲，费累百万；然帝性恭俭寡欲，故取民之制，不至掊克。神宗欲伸中国之威，革前代之弊，王安石之流进售其强兵富国之术，而青苗、保甲之令行，民始罹其害矣。哲宗元祐更化，斯民稍望休息；绍圣而后，章惇倡绍述之谋，秕政复作。徽宗既立，蔡京为丰亨豫大之言，苛征暴敛，以济多欲，自速祸败。高宗南渡，虽失旧物之半，犹席东南地产之饶，足以裕国。然百五十年之间，公私粗给而已。
宋朝接在唐朝和五代十国之后，宋太祖兴起，平定了各个小国，废除了藩镇割据、州郡自治的办法，让粮食、布匹、钱币都集中到京城；严格地方官员劝勉农桑的条例，让水稻、小米、桑树、麻等作物尽可能利用土地潜力。到了宋太宗时期，国家财政很富裕，实行减轻赋税、少收钱粮的制度，每天和大臣们讨论并推行。传到宋真宗时，内部有封禅告成的大事举办，外部与戎狄和好、安定边疆的事情增多，因此关于粮食和财政的讨论，一天比一天热闹。宋仁宗在位时，给契丹增加岁币，给西夏增加赏赐，在边境两边养兵，费用累积上百万；但皇帝性格恭敬节俭、欲望少，所以向百姓收税的制度，不至于过度剥削。宋神宗想彰显中国的威风，革除前代的弊端，王安石等人进献并推行他们强兵富国的方法，于是青苗法、保甲法的命令实行，百姓才开始受害。宋哲宗元祐年间实行改革，百姓稍微得以喘息；绍圣年以后，章惇倡导继承前人政策的谋划，坏政又重新出现。宋徽宗即位后，蔡京鼓吹丰亨豫大（繁荣安乐）的话，苛刻征税、暴敛钱财，来满足各种欲望，自己加速了灾祸和失败。宋高宗南渡，虽然失去了一半的故土，但仍然依靠东南地区丰富的地产，足以让国家富裕。然而在这一百五十年间，公家和私人只是勉强自给罢了。
〔3〕考其祖宗立国初意，以忠厚仁恕为基，向使究其所为，勉而进于王道，亦孰能御之哉？然终宋之世，享国不为不长，其租税征榷，规抚节目，烦简疏密，无以大异于前世，何哉？内则牵于繁文，外则挠于强敌，供亿既多，调度不继，势不但已，徵求于民；谋国者处乎其间，又多伐异而党同，易动而轻变。殊不知大国之制用，如巨商之理财，不求近效而贵远利。宋臣于一事之行，初议不审，行之未几，既区区然较其失得，寻议废格。后之所议未有以愈于前，其后数人者，又复訾之如前。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，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，因革纷纭，非是贸乱，而事弊日益以甚矣。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，若宋人之言食贷，大率然也。又谓汉文、景之殷富，得诸黄、老之清静，为黄、老之学者，大忌于纷更，宋法果能然乎？时有古今，世有升降，天地生财，其数有限，国家用财，其端无穷，归于一是，则“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”之外，无他技也。
考察宋朝祖辈建国的初衷，是以忠厚仁恕为基础，如果当初能深入探究他们的行为，努力向王道靠拢，那么谁能抵挡呢？然而整个宋朝，国运不算短，但它的租税、专卖等制度，规模和细节，繁简疏密，与前代没有太大不同，为什么呢？内部被繁琐的礼仪束缚，外部被强敌干扰，供应物资太多，调度跟不上，形势所迫，不得不向百姓征收；谋国者在其中，又多排挤异己、结党同派，容易变动、轻率改革。殊不知大国的财政管理，就像大商人理财，不追求短期效果，而重视长远利益。宋朝大臣在实施一事时，最初讨论不周，执行不久，就斤斤计较得失，随即商议废止。后来的讨论没有比以前更好，之后几个人又像以前一样诋毁。使得上面做君主的无所适从，下面做百姓的没有自信遵守，变革纷乱，是非混淆，而事情的弊端日益严重。世人说儒者议论多于实际行动，像宋朝人谈论财政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又说汉文帝、景帝的殷富，得益于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，学习黄老的人，最忌讳纷乱变革，宋朝的法律真能如此吗？时代有古今，世道有升降，天地产生的财富，数量有限，国家使用的财富，途径无穷，归结到一点，除了‘生产的人多，消费的人少，做事的人勤快，使用的人节俭’之外，没有其他技巧。
〔4〕宋旧史志食货之法，或骤试而辄已，或亟言而未行。仍之则徒重篇帙，约之则不见其始末，姑去其泰甚，而存其可为鉴者焉。篇次离为上下：其一曰农田，二曰方田，三曰赋税，四曰布帛，五曰和籴，六曰漕运，七曰屯田，八曰常平义仓，九曰课役，十曰振恤。或出或入，动关民生；国以民为本，故列之上篇焉。其一曰会计，二曰铜铁钱，三曰会子，四曰盐，五曰茶，六曰酒，七曰坑冶，八曰矾，九曰商税，十曰市易，十一曰均输，十二曰互市舶法。或损或益，有系国体；国不以利为利，故列之下篇焉。各疏其事，二十有二目，通为十有四卷云。
宋代旧史中记录经济政策的方法，有的是突然尝试后就马上停止，有的是频繁讨论却从未实施。沿用这些政策只会让书籍变得厚重，简化它们又看不清始末，所以暂且去掉那些过于夸张的部分，只保留可以作为借鉴的内容。篇目分为上下两部分：第一部分包括农田、方田、赋税、布帛、和籴、漕运、屯田、常平义仓、课役、振恤；这些政策涉及收入和支出，都直接关系到百姓生活，因为国家以人民为根本，所以放在上篇。另一部分包括会计、铜铁钱、会子、盐、茶、酒、坑冶、矾、商税、市易、均输、互市舶法；这些政策或减少或增加，关系到国家体制，因为国家不以追求利益为首要目标，所以放在下篇。各项事务详细叙述，共二十二个条目，汇总成十四卷。
〔5〕农田之制 自五代以兵战为务，条章多阙，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诸州民田。太祖即位，循用其法，建隆以来，命官分诣诸道均田，苛暴失实者辄谴黜。申明周显德三年956之令，课民种树，定民籍为五等，第一等种杂树百，每等减二十为差，桑枣半之；男女十岁以上种韭一畦，阔一步，长十步；乏井者，邻伍为凿之；令、佐春秋巡视，书其数，秩满，第其课为殿最。又诏所在长吏谕民，有能广植桑枣、垦辟荒田者，止输旧租；县令、佐能招徕劝课，致户口增羡、野无旷土者，议赏。诸州各随风土所宜，量地广狭，土壤瘠埆不宜种艺者，不须责课。遇丰岁，则谕民谨盖岁，节费用，以备不虞。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：剥桑三工以上，为首者死，从者流三千里；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，从者徒三年。
农田制度从五代以来因为忙于战争，规章制度大多缺失。周世宗开始派遣使者均平括田，丈量各州的民田。宋太祖即位后，沿用这个方法，从建隆年间开始，派遣官员分别到各道均田，对那些苛刻暴虐、失实的官员立即谴责并贬退。重申周显德三年的命令，督促百姓种植树木，将民籍分为五等，第一等种植杂树一百棵，每等减少二十棵为差，桑树和枣树减半；男女十岁以上种植韭菜一畦，宽一步，长十步；没有水井的，由邻居共同开凿；县令和县佐在春秋季节巡视，记录树木数量，任期结束时，考核优劣。又下诏命令地方长官告知百姓，有能广泛种植桑树枣树、开垦荒田的，只缴纳旧租；县令和县佐能招徕劝课，使户口增加、没有荒地的，商议奖赏。各州根据风土所宜，衡量土地广狭，土壤贫瘠不宜种植的，不必责成课税。遇到丰收年景，就告诫百姓谨慎储备，节约用度，以防不测。百姓砍伐桑树枣树当柴火的要治罪：剥桑树三工以上的，主犯处死，从犯流放三千里；不满三工的减死配役，从犯徒刑三年。
〔6〕太宗太平兴国中，两京、诸路许民共推练土地之宜、明树艺之法者一人，县补为农师，令相视田亩肥瘠及五种所宜，某家有种，某户有丁男，某人有耕牛；即同乡三老、里胥召集余夫，分画旷土，劝令种莳，候岁熟共取其利。为农师者蠲税免役。民有饮博怠于农务者，农师谨察之，白州县论罪，以警游惰。所垦田即为永业，官不取其租。其后以烦扰罢。初，农时，太宗尝令取畿内青苗观之，听政之次，出示近臣。是岁，畿内菽粟苗皆长数尺。帝顾谓左右曰：“朕每念耕稼之勤，苟非兵食所资，固当尽复其租税。”
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，东京、西京和各路允许百姓一起推举一个懂土地好坏、知道怎么种地的人，由县里任命他当农师，让他查看田地的肥瘦和五种作物适合种什么，比如谁家有种子，谁家有壮劳力，谁家有耕牛。然后和乡里的三老、里胥一起召集闲散劳力，划分荒地，鼓励他们种植，等到庄稼成熟了一起分享收成。当农师的人可以免交税、免服劳役。百姓里如果有喝酒赌博、不认真种地的，农师要仔细查看，报告给州县治罪，用来警告那些游手好闲的人。新开垦的田地就归自己永久所有，官府不收租税。后来这事因为太麻烦就废除了。起初，农忙时，太宗曾经让人拿京城附近的青苗给他看，在处理公务的间隙，展示给身边大臣看。那一年，京城附近的豆子和粟米苗都长到好几尺高。皇帝回头对身边人说：“我每次想到种地多辛苦，要不是为了军队的粮食，本来应该把他们的租税全免了。”
〔7〕端拱初，亲耕籍田，以劝农事。然畿甸民苦税重，兄弟既壮乃析居，其田亩聚税于一家，即弃去；县岁按所弃地除其租，已而匿他舍，冒名佃作。帝闻而思革其弊，会知封丘县窦玭言之，乃诏赐绯鱼，绢百匹；擢太子中允，知开封府司录事，俾按察京畿诸县田租。玭专务苛刻以求课最，民实逃亡者，亦搜索于邻里亲戚之家，益造新籍，甚为劳扰，数月罢之。时州县之吏多非其人，土地之利不尽出，租税减耗，赋役不均，上下相蒙，积习成敝。乃诏：“诸知州、通判具如何均平赋税，招辑流亡，惠恤孤贫，窒塞奸幸，凡民间未便事，限一月附疾置以闻。”而比年多稼不登，富者操奇赢之资，贫者取倍称之息，一或小稔，富家责偿愈急，税调未毕，资储罄然。遂令州县戒里胥、乡老察视，有取富民谷麦赀财，出息不得逾倍，未输税毋得先偿私逋，违者罪之。
端拱初年，皇帝亲自耕种籍田，以鼓励农业生产。但京畿地区的百姓苦于赋税沉重，兄弟成年后分家，田产和赋税集中到一家，然后就弃地逃税；县里每年按弃地免除租税，但之后隐藏在其他房屋，冒名耕作。皇帝听说后想改革这个弊端，适逢封丘县令窦玭进言，于是下诏赐给他绯衣和鱼符，绢百匹；提拔为太子中允，主持开封府司录事，让他按察京畿各县的田租。窦玭专务苛刻以求政绩，对实际逃亡的百姓，也搜索于邻里亲戚之家，增加新户籍，非常扰民，几个月后被罢免。当时州县官吏大多不称职，土地效益未充分发挥，租税减少，赋役不均，上下互相蒙蔽，积弊成习。于是下诏：各知州、通判要报告如何均平赋税、招辑流亡、惠恤孤贫、堵塞奸幸，凡民间不便之事，限一个月内通过急递上报。近年庄稼歉收，富者囤积居奇，贫者借高利贷，一旦小丰收，富家催债更急，税还没交完，积蓄已空。因此命令州县警告里胥、乡老监察，有人借富民谷麦财货，利息不得超过一倍，未交税前不得先还私债，违者治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