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1〕凡学皆隶国子监。国子生，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之，初无定员，后以二百人为额。太学生，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。及三舍法行，则太学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，内舍生三百人，上舍生百人。始入学，验所隶州公据，试补外舍，斋长、谕月书其行艺于籍。行谓率教不戾规矩，艺谓治经程文。季终考于学谕，次学录，次正，次博士，后考于长贰。岁终会其高下，书于籍，以俟复试，参验而序进之。凡私试，孟月经义，仲月论，季月策。凡公试，初场经义，次场论策。试上舍，如省试法。凡内舍，行艺与所试之业俱优，为上舍上等，取旨授官；一优一平为中等，以俟殿试；俱平若一优一否为下等，以俟省试。
所有的学校都隶属于国子监。国子监的学生由在京朝堂上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担任，起初没有固定名额，后来限定为二百人。太学的学生由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以及平民中的优秀人才担任。等到三舍法推行之后，太学才固定设置外舍生两千人、内舍生三百人、上舍生一百人。刚入学时，要查验学生所属州县的官方凭证，通过考试补为外舍生，斋长和学谕每月在簿册上记录学生的品行和学业。品行指的是遵守教导不违反规矩，学业指的是研读经书和写作应试文章。每季度末先由学谕考核，然后依次是学录、学正、博士，最后再由祭酒和司业考核。每年末汇总考核的等次，记录在簿册上，等待复试，参照验证后按次序晋升。平时的私试，第一个月考经义，第二个月考论，第三个月考策。官方的公试，第一场考经义，第二场考论策。上舍生的考试，按照省试的规则进行。内舍生中，品行和学业以及考试成绩都优秀的，列为上舍上等，请旨授予官职；一项优秀一项良好的，列为中等，等待参加殿试；两项都良好或一项优秀一项差的，列为下等，等待参加省试。
〔2〕元祐间，置广文馆生二千四百人，以待四方游士试京师者。律学生无定员，他杂学废置无常。崇宁建辟雍于郊，以处贡士，而三舍考选法乃遍天下。于是由州郡贡之辟雍，由辟雍升之太学，而学校之制益详。凡国子以奏荫恩广，故学校不预考选，其得入官赐出身者，多由铨试。
元祐年间，朝廷设立了广文馆，招收两千四百名学生，用来招待从各地来京城参加考试的游学士子。律学生没有固定名额，其他杂学科目也是时设时废，没有常规。崇宁年间，又在郊外修建了辟雍，用来安置各地贡举上来的士子，同时三舍考选法在全国推行开来。从此，士子们由州郡贡举到辟雍，再从辟雍升入太学，学校的制度变得更加详细周全。凡是国子生，因为靠奏请恩荫入学的机会很多，所以不参与学校的考选，他们中能够做官、获得出身的人，大多是通过吏部的铨试选拔出来的。
〔3〕初，国子监因周旧制，颇增学舍，以应荫子孙隶学受业。开宝八年975，国子监上言：“生徒旧数七十人，奉诏分习《五经》，然系籍者或久不至，而在京进士、诸科，常赴讲席肄业，请以补监生之阙。”诏从之。
起初，国子监沿袭后周的制度，增加了很多学舍，用来安置那些凭父祖恩荫入学读书的子孙。开宝八年，国子监上奏说：“学生原来有七十人，奉旨分别学习《五经》，但注册的人有的长期不到校，而在京的进士、诸科考生经常来听课学习，请求用他们来补充监生的缺额。”皇帝下诏同意了。
〔4〕景德间，许文武升朝官嫡亲附国学取解，而远乡久寓京师，其文艺可称，有本乡命官保任，监官验之，亦听附学充贡。
景德年间，朝廷允许文武升朝官的直系亲属到国子学去获取解试资格；另外，那些来自偏远乡村、长期住在京城的读书人，如果文章写得好，并且有他们原籍的官员作保，经过监官验证，也准许他们到国子学读书并作为贡生。
〔5〕仁宗时，士之服儒术者不可胜数。即位初，赐兖州学田，已而命藩辅皆得立学。庆历四年1044，诏曰：“儒者通天、地、人之理，明古今治乱之原，可谓博矣。然学者不得骋其说，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牵之，则吾豪隽奇伟之士，何以奋焉？士有纯明朴茂之美，而无斅学养成之法，使与不肖并进，则夫懿德敏行，何以见焉？此取士之甚敝，而学者自以为患。夫遇人以簿者，不可责其厚也。今朕建学兴善，以尊子大夫之行；更制革敝，以尽学者之才。有司其务严训导、精察举，以称朕意。学者其进德修业，无失其时。其令州若县皆立学，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，员不足，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。”由是州郡奉诏兴学，而士有所劝矣。
仁宗时期，学习儒家学说的读书人数都数不过来。刚即位的时候，赏给兖州学田，不久又下令各藩镇都能设立学校。庆历四年，仁宗下诏说：“儒者通晓天、地、人的道理，明白古今治乱的根本，可以说是够渊博了。可是学者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，而有关部门却先把声病章句那一套拿来束缚他们，这样的话，我那些豪迈杰出、才能超群的人才，怎么能奋发有为呢？读书人本来有纯朴、聪明、敦厚、美好的品德，却没有一套教学培养的方法，让他们跟不贤的人混在一起往上爬，那么良好的品行和敏捷的才干，又怎么能显露出来呢？这是取士制度上很大的弊病，学者自己也把它当成忧患。对待别人刻薄，就不能指望他为人厚重。现在我设立学校、兴办好事，来尊崇你们士大夫的品行；改革制度、革除弊端，来充分发挥学者们的才能。有关部门一定要严格训导、精心察举，好符合我的心意。学者们也要努力增进品德、修习学业，不要错过时机。命令各州各县都建立学校，各路的使者从部属官员中挑选教授，人数不够的话，就从当地乡里学问德行好的老前辈中选拔。”从此各州郡都奉诏兴办学校，读书人也受到了鼓励。
〔6〕天章阁侍讲王洙言：“国子监每科场诏下，许品官子役然试艺，给牒充广文、太学、律学三馆学生，多致千余。就试试已，则生徒散归，讲官倚席，但为游寓之所，殊无肄习之法。居常听讲者，一二十人尔。”乃限在学满五百日，旧已尝充贡者止百日。本授官会其实，京朝官保任，始预秋试，每十人与解三人。凡入学授业，月旦即亲书到历。如遇私故或疾告、归宁，皆给假，违程及期月不来参者，去其籍。后谏官余靖极言非便，遂罢听读日限。
天章阁侍讲王洙说：“国子监每次科举考试的诏令下达，允许品官子弟按例参加考试，考试通过后发给他们凭证，让他们成为广文馆、太学馆、律学馆的学生，人数常常达到一千多人。考试结束后，学生们就各自回家，讲官也无所事事，这里仅仅成了暂住的地方，完全没有学习的规矩。平时来听课的，不过一二十人而已。”于是朝廷规定学生在学必须满五百天，以前已经作为贡生入学的只需一百天。学生要参加秋季乡试，必须有官员核实其实际在学情况，并由在京的朝官作保，每十人中可以推荐三人参加解试。凡是入学学习的，每月初一日要亲自签到。如果有私人事情或生病请假、回娘家探亲等，都给假，但超过期限或满一个月不来学校的，取消其学籍。后来谏官余靖极力说这样不方便，于是废止了听课日期的限制。
〔7〕初立四门学，自八品至庶人子弟充学生，岁一试补。差学官锁宿、弥封校其艺，疏名上闻而后给牒，不中式者仍听读，若三试不中，则出之。未几，学废。
最初设立四门学，从八品官员到普通百姓的子弟都可以充当学生，每年考试一次来补充生员。派遣学官封闭住宿、密封试卷来评阅他们的学业，列出名单上报朝廷后才发给凭证，考试不合格的人仍然允许继续听课学习，如果三次考试都不合格，就除名。没过多久，学校就废弛了。
〔8〕时太学之法宽简，而上之人必求天下贤士，使专教导规矩之事。安定胡瑗设教苏、湖间二十余年，世方尚词赋，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，以敦实学。皇祐末，召瑗为国子监直讲，数年，进天章阁侍讲，犹兼学正。其初人未信服，谤议蜂起，瑗强力不倦，卒以有立。每公私试罢，掌仪率诸生会于首善，雅乐歌诗，乙夜乃散。士或不远数千里来就师之，皆中心悦服。有司请下湖学，取其法以教太学。
当时太学的规章制度比较宽松简便，因此朝廷务必寻访天下的贤能之士，让他们专门负责教导和学规事务。安定先生胡瑗在苏州、湖州一带教学二十多年，社会上正崇尚词赋，唯独湖州学设立了经义斋和治事斋，以提倡实用学问。皇祐末年，朝廷召胡瑗任国子监直讲，几年后，升任天章阁侍讲，还兼任学正。起初人们并不信服，诽谤议论纷纷而起，但胡瑗坚持不懈，最终有所建树。每次公试和私试结束后，掌仪带领学生们在首善堂聚会，演奏雅乐、吟唱诗歌，直到深夜才散去。有的学生不远数千里前来求学，都从内心感到喜悦佩服。有关官员请求从湖州学取法，用来教授太学。
〔9〕神宗尤垂意儒学，自京师至郡县，既皆有学。岁时月各有试，程其艺能，以差次升舍，其最优者为上舍，免发解及礼部试而特赐之第。遂专以此取士。
宋神宗特别重视儒家学问，从京城到地方各州县，都已经设立了学校。每年、每季、每月都有考试，考核学生们的学业才能，按照成绩的等级升入不同的学舍，其中最优秀的学生进入上舍，可以免除发解试和礼部试，由皇帝特别赐予进士及第。从此专门用这种办法选拔人才。
〔10〕太学生员，庆历尝置内舍生二百人。熙宁初，又增百人，寻诏通额为九百人。四年1044，尽以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建讲书堂四，诸生斋舍、掌事者直庐始仅足用。自主判官外，增置直讲为十员，率二员共讲一经，令中书遴选，或主判官奏举。生员厘为三等：始入学为外舍，初不限员，后定额七百人；外舍升内舍，员二百；内舍升上舍，员百。各执一经，从所讲官受学，月考试其业，优等上之中书。其正、录、学谕，以上舍生为之，经各二员；学行卓异者，主判、直讲复荐之中书，奏除官。始命诸州置学官，率给田十顷赡士。初置小学教授。帝尝谓王安石曰：“今谈经者人人殊，何以一道德？卿所著经，其以颁行，使学者归一。”八年1048，颁王安石《书》《诗》《周礼义》于学官，是名《三经新义》。
太学生的名额，庆历年间曾经设置内舍生二百人。熙宁初年，又增加了一百人，不久下诏总名额为九百人。熙宁四年，完全利用锡庆院和朝集院的西廊建造了四个讲书堂，学生们的宿舍和管理人员的值班室才刚够用。除了主判官以外，增设了十名直讲，通常是每两人共同讲解一部经书，命令中书省选拔，或者由主判官上奏举荐。学生被划分为三个等级：刚入学的是外舍，起初不限制人数，后来定额七百人；外舍升入内舍，名额二百人；内舍升入上舍，名额一百人。每人专攻一部经书，跟随所分配的讲官学习，每月考试学业，成绩优秀的上报中书省。其中正、录、学谕这些职务由上舍生担任，每部经书各设二员；学业品行特别优异的，主判官和直讲再推荐到中书省，上奏请求授予官职。开始命令各州设置学官，通常拨给十顷田地供养士人。开始设置小学教授。皇帝曾对王安石说：“现在谈论经书的人各有不同，用什么来统一道德？你所著的经书，应当颁布发行，使学者统一观点。”熙宁八年，将王安石的《书义》《诗义》《周礼义》颁布到学官，这就是《三经新义》。
〔11〕元丰二年1079，颁《学令》：太学置八十斋，斋各五楹，容三十人。外舍生二千人，内舍生三百人，上舍生百人。月一私试，岁一公试，补内舍生；间岁一舍试，补上舍生，弥封、誊录如贡举法；而上舍试则学官不预考校。公试，外舍生入第一、第二等，升内舍；内舍生试入优、平二等，升上舍：皆参考所书行艺乃升。上舍分三等。学正增为五人，学录增为十人，学录参以学生为之。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，又取郡县田租、屋课、息钱之类，增为学费。初，以国子名监，而实未尝教养国子。诏许清要官亲戚入监听读，额二百人，仍尽以开封府解额归太学，其国子生解额，以太学分数取之，毋过四十人。
元丰二年，朝廷颁布了《学令》：太学设立八十个教室，每个教室有五间房，能容纳三十人。外舍生有两千人，内舍生有三百人，上舍生有一百人。每个月考一次私试，每年考一次公试，用来补充内舍生；每隔一年考一次舍试，用来补充上舍生，考试时要密封试卷、派人誊写，和科举考试的做法一样；而上舍的考试，学官不参与打分。公试的时候，外舍生考到第一等或第二等，就可以升入内舍；内舍生考到优等或平等等级，就可以升入上舍——但要结合平时记录的品行和学业成绩，才能提升。上舍又分为三等。学正增加到五人，学录增加到十人，其中的学录由学生兼任。每年拨给太学两万五千缗钱，再收取各郡县的田租、房屋税、利息钱等，作为学费的补充。起初，学校虽然叫“国子监”，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教育国子（贵族子弟）。后来皇帝下诏，允许清要官员的亲属进国子监听读，名额是二百人，又把原来属于开封府的解试名额全部给了太学；而国子生的解试名额，则按照太学的分数来录取，总数不能超过四十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