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1〕高宗南渡，经营多难，其于稽古饰治之事，时靡遑暇。建炎元年1127，首诏有司曰：“朕承祖宗遗泽，获托臣民之上，扶颠持危，夙夜痛悼。况于闻乐以自为乐，实增感于朕心。”二年1128，复下诏曰：“朕方日极忧念，屏远声乐，不令过耳。承平典故，虽实废名存，亦所不忍，悉从减罢。”是岁，始据光武旧礼，以建武二载创立郊祀，乃十一月壬寅祀天配祖，敕东京起奉大乐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，就维扬江都筑坛行事。凡卤簿、乐舞之类，率多未备，严更警场，至就取中军金鼓，权一时之用。
宋高宗南渡后，国事艰难，百废待兴，对于考察古代制度、整饬礼乐这些事情，常常没有空闲时间。建炎元年，他首次下诏给有关部门说：“我承蒙祖宗留下的恩泽，得以位居臣民之上，现在要扶持倾危的局势，日夜悲痛。更何况听到音乐来让自己快乐，这实在让我内心更加感伤。”建炎二年，又下诏说：“我正日夜极度忧虑，远离声乐，不让它们传入耳中。太平时期的典章制度，虽然实际上已经废弃而名义上还存在，我也不忍心使用，全部减省停罢。”这一年，开始仿照汉光武帝的旧礼，参照建武二年创立郊祀的做法，于是在十一月壬寅日举行祭天并配享祖先，命令东京开封府供奉大乐、登歌、法物等送到行在所，在维扬（扬州）江都筑坛行礼。凡是仪仗队、乐舞之类，大多都不完备，夜间警戒的警场，甚至临时取用中军的金鼓，暂且充当一时的用途。
〔2〕绍兴元年1131，始飨明堂。时初驻会稽，而渡江旧乐复皆毁散。太常卿苏迟等言：“国朝大礼作乐，依仪合于坛殿上设登歌，坛殿下设宫架。今亲祠登歌乐器尚阙，宣和添用籥色，未及颁降，州郡无从可以创制，宜权用望祭礼例，止设登歌，用乐工四十有七人。”乃访旧工，以备其数。
绍兴元年（1131年），开始举行明堂祭祀。当时朝廷临时驻守在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，而南渡以后原有的礼乐都毁灭散失了。太常卿苏迟等人进言说：“本朝举行大礼演奏音乐，按照礼仪应当在祭坛殿堂上设置登歌（堂上乐歌），在祭坛殿堂下设置宫架（庭院中的乐器架）。现在皇帝亲自祭祀，登歌乐器还缺少，宣和年间增加使用的籥色（一种管乐器）也来不及颁发下达，各州郡没有根据可以制造，应该暂时采用望祭的礼仪标准，只设置登歌，使用乐工四十七人。”于是寻访旧有的乐工，来凑足这个数目。
〔3〕四年1134，再飨，国子丞王普言：“按《书·舜典》，命夔曰：‘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’盖古者既作诗，从而歌之，然后以声律协和而成曲。自历代至于本朝，雅乐皆先制乐章而后成谱。祟宁以后，乃先制谱，后命词，于是词律不相谐协，且与俗乐无异。乞复用古制。又按《周礼》奏黄钟、歌大吕以祀天神。黄钟，堂下之乐；大吕，堂上之乐也。郊祀之礼，皇帝版位在午阶下，故还位之乐当奏黄钟；明堂版位在阼阶上，则还位当歌大吕。今明堂礼不下堂，而袭郊祀还位例，并奏黄钟之乐，于义未当。”寻皆如普议。
四年，再次举行飨礼。国子丞王普进言说：“根据《尚书·舜典》，舜帝命令夔说：‘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，歌是延长诗的语言的，声调要配合吟咏，律吕用来调和声音。’大约古代的人先写诗，然后根据诗来歌唱，接着用声律协调而成为乐曲。从历代一直到本朝，雅乐都是先制作歌词再谱写乐谱。但崇宁年间以后，却先制作乐谱，再命令填词，于是歌词和音律不协调，而且和通俗音乐没有区别。请求恢复古制。又按照《周礼》，演奏黄钟、歌唱大吕来祭祀天神。黄钟是堂下的音乐，大吕是堂上的音乐。郊祀的礼仪，皇帝的站立位置在午阶下面，所以返回原位时的音乐应当演奏黄钟；明堂的站立位置在阼阶上面，那么返回原位时的音乐应当歌唱大吕。现在明堂礼不走下堂，却沿袭郊祀返回原位的旧例，都演奏黄钟的音乐，在礼义上是不妥当的。”不久，都按照王普的建议执行。
〔4〕先是，帝尝以时难备物，礼有从宜，敕戒有司参酌损益，务崇简俭。仍权依元年例，令登歌通作宫架，其押乐、举麾官及乐工器服等，蠲省甚多。既而国步渐安，始以保境息民为务，而礼乐之事浸以兴矣。
在此之前，皇帝曾因为时局艰难无法备齐礼乐所需的器物，认为礼仪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，于是下令有关部门参考斟酌、有所增减，务必崇尚简单节俭。同时暂时依照即位初年的旧例，命令升堂演奏的乐曲统一使用宫架，而主管乐队、负责举麾的官员以及乐工、器具、服饰等，都减免了许多。之后国家局势逐渐安定，开始把保疆安民当作主要事务，而礼乐方面的事情也就逐渐兴盛起来了。
〔5〕十年1140，太常卿苏携言：“将来明堂行礼，除登歌大乐已备，见阙宫架、乐舞，诸路州军先有颁降登歌大乐，乞行搜访应用。”丞周执羔言：“大乐兼用文、武二舞，今殿前司将下任道，系前大晟府二舞色长，深知舞仪，宜令赴寺教习。”卿陈桷言：“前期五使，例合按阅，仍诏应侍祠执事朝臣，并作乐教习。”礼仪博士周林复言：“神位席地陈设，至尊亲行酌献，堂上下皆地坐作乐，而钟磬工乃设木小榻，当教习日，使立以考击，庶革循习简陋之弊。
十年，太常卿苏携上奏说：“将来在明堂举行典礼时，除了登歌大乐已经准备完毕，现在还缺少宫架和乐舞。各州军先前曾颁发过登歌大乐，请求下令搜访借用。”太常丞周执羔说：“大乐同时使用文舞和武舞，现在殿前司将下任道，原来是前大晟府的二舞色长，非常熟悉舞蹈礼仪，应该让他到太常寺来教习。”太常卿陈桷说：“行礼前期的五使，按例应当检阅，并诏令所有侍祠执事的朝臣，一起学习音乐。”礼仪博士周林又奏说：“神位是铺席在地上陈设的，陛下亲自斟酒献祭，堂上堂下都坐在地上奏乐，而钟磬乐工却设有小木床，在教习的日子里，让他们站着敲击，希望能革除沿袭简陋的弊病。”
〔6〕初，上居谅暗，臣僚有请罢明堂行礼奏乐、受胙等事，上谕礼官详定。太常寺检照景德、熙、丰亲郊典故，除郊庙、景灵宫并合用乐，其卤簿、鼓吹及楼前宫架、诸军音乐，皆备而不作。每处警场，止鸣金钲、鼓角而已，即无去奏乐、受胙之文。大飨为民祈福，为上帝、宗庙而作乐，礼不敢以卑废尊。《书》“敛五福，锡庶民”，况熙宁礼尤可考，其赦文有曰“六乐备舞，祥祉来臻”是也。于是诏遵行之。其后，礼部侍郎施坰奏：“礼经蕃乐出于荒政，盖一时以示贬抑。昨内外暂止用乐，今徽考大事既毕，慈宁又已就养，其时节上寿，理宜举乐，一如旧制。”礼部寻言：“太母还宫，国家大庆，四方来贺。自今冬至、元正举行朝贺之礼，依国朝故事，合设大仗及用乐舞等，庶几明天子之尊，旧典不至废坠。”有诏俟来年举行。
当初，皇上正在居丧期间，有大臣请求停止在明堂举行典礼、奏乐、接受祭肉等事，皇上命令礼官详细商议。太常寺查阅了景德、熙宁、元丰年间皇帝亲自主持郊祀的旧例，发现除了郊庙、景灵宫应当用乐之外，其他的仪仗队、鼓吹乐队以及楼前的宫架乐、各军营的音乐，都只是准备但不实际演奏。每个警戒场所，只敲击金钲、鼓角而已，并没有取消奏乐、受胙的条文。大飨祭祀是为百姓祈求福祉，是为上帝和宗庙而奏乐的，礼制规定不能因为低贱的事情而废止尊崇的礼仪。《尚书》中说“收敛五种福气，赐给天下百姓”，何况熙宁年间的礼制尤其可以考证，那次的赦文说“六种乐舞齐备，吉祥福祉降临”，就是明证。于是皇上诏令按此执行。后来，礼部侍郎施坰上奏说：“《礼经》中记载减省乐舞是因为荒年的政治措施，不过是一时表示贬抑。先前朝廷内外暂时停止用乐，如今徽宗皇帝的大事已经完毕，慈宁宫的太后又已开始休养，到了时节上寿的时候，按理应当恢复用乐，一切按照旧制。”礼部随后进言：“太后回宫，是国家大庆，四方前来朝贺。从今以后冬至、元旦举行朝贺的礼节，按照本朝旧例，应该设置大仗并采用乐舞等，这样才能显明天子的尊贵，使先前的典章制度不至于废弃。”于是有诏书说等来年再举行。
〔7〕十有三年1143，郊祀，诏以祐陵深弓剑之藏，长乐遂晨昏之养，昭答神天，就临安行在所修建圆坛。于是有司言：“大礼排设备乐，宫架乐办一料外，登歌乐依在京夏祭例，合用两料。其乐器，登歌则用编钟、磬各一架，柷、敔二，搏拊、鼓二，琴五色，自一、三、五、七至九纟玄各二，瑟四，笛四，埙、篪、箫并二，巢笙、和笙各四；并七星、九曜、闰余匏笙各一，麾幡一。宫架则用编钟、编磬各十二架，柷、敔二，琴五色，各十，瑟二十六；巢笙及箫并一十四，七星、九曜、闰余匏笙各一，竽笙十，埙一十二，篪一十八，笛二十，晋鼓一，建鼓四，麾幡一。”乃从太常下之两浙、江南、福建州郡，又下之广东西、荆湖南北，括取旧管大乐，上于行都，有阙则下军器所制造，增修雅饰，而乐器浸备矣。其乐工，诏依太常寺所请，选择行止畏谨之人，合登歌、宫架凡用四百四十人，同日分诣太社、太稷、九宫贵神。每祭各用乐正二人，执色乐工、掌事、掌器三十六人，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，文舞、武舞计用一百二十八人，就以文舞番充。其二舞引头二十四人，皆召募补之。乐工、舞师照在京例，分三等廪给。其乐正、掌事、掌器，自六月一日教习；引舞、色长、文武舞头、舞师及诸乐工等，自八月一日教习。于是乐工渐集。
绍兴十三年，举行郊祀大典，皇帝下诏说，因为祐陵（哲宗陵墓）已经安葬了先帝的遗物，长乐宫（太后居处）能够按时奉养太后，为了报答神明和上天，就在临安行宫所在地修建了祭天的圆坛。于是主管官员上奏说：“大礼需要排设乐器，宫架乐按一份材料筹备以外，登歌乐按照在汴京夏祭的旧例，应该合用两份材料。所用乐器：登歌用编钟、编磬各一架，柷、敔各两个，搏拊和鼓各两个，五色琴，从一弦、三弦、五弦、七弦到九弦的琴各两张，瑟四张，笛四支，埙、篪、箫各两个，巢笙、和笙各四个；再加上七星匏笙、九曜匏笙、闰余匏笙各一个，指挥旗一面。宫架乐则用编钟、编磬各十二架，柷、敔各两个，五色琴各十张，瑟二十六张，巢笙和箫各十四个，七星匏笙、九曜匏笙、闰余匏笙各一个，竽笙十个，埙十二个，篪十八个，笛二十支，晋鼓一面，建鼓四面，指挥旗一面。”于是太常寺发文到两浙、江南、福建等路州郡，又发文到广南东西路、荆湖南北路，征集原来管理的乐器，上交到行都临安，有缺失的就交给军器所制造，并加以增补修饰，这样乐器就逐渐完备了。至于乐工，皇帝下诏按照太常寺的请求，挑选品行谨慎端正的人，登歌和宫架乐合计共用四百四十人，同一天分别前往太社、太稷、九宫贵神三处祭坛。每次祭祀各用乐正二人，执色乐工、掌事、掌器三十六人，三场祭祀共一百一十四人；文舞和武舞共需一百二十八人，就由文舞的乐工轮番充任。两种舞的引导头目二十四人，都通过招募补充。乐工和舞师按照汴京的旧例，分为三等发放粮饷。乐正、掌事、掌器从六月一日开始教习；引舞、色长、文武舞头、舞师以及各位乐工等，从八月一日开始教习。这样乐工就逐渐聚集起来了。
〔8〕十四年1144，太常寺言：“将来大礼，见阙玉磬十六枚。其所定声律，系于玉分厚薄，取声高下。正声凡十有二，黄钟厚八分，进而为大吕、太簇、夹钟、姑洗、仲吕、蕤宾、林钟、夷则、南吕、无射、应钟，每律增一分，至应钟一寸九分而止。清声夹钟厚二寸三分，退而为太簇、大吕、黄钟，共四清声，各减一分，至黄钟二寸而止。”乃下之四川茶马司，宽数增分，市易以供用。太常博士张晟又言：“大乐所用武舞之饰，以干配刀，《周礼·司兵》‘祭祀，授舞者兵’，先儒谓‘授以朱干、玉戚’，《郊特牲》‘朱干、玉戚，冕而舞大武’。”乃从所请，仿《三礼图》，令造玉戚，以配舞干。
十四年，太常寺上奏说：“将来举行大礼时，现在缺少玉磬十六枚。玉磬的音律高低，取决于玉的厚薄，厚薄决定声音的高低。正声共有十二种：黄钟厚八分，依次到大吕、太簇、夹钟、姑洗、仲吕、蕤宾、林钟、夷则、南吕、无射、应钟，每个律递增一分，到应钟一寸九分为止。清声有夹钟、太簇、大吕、黄钟四种，夹钟厚二寸三分，依次递减一分，到黄钟二寸为止。”于是朝廷把这件事交给四川茶马司，放宽了数量和厚度的要求，通过市场采购来供使用。太常博士张晟又说：“大乐中武舞的道具，是盾牌配刀，《周礼·司兵》说‘祭祀时，把兵器交给舞者’，先儒解释说‘交给红色的盾牌和玉斧’，《郊特牲》也说‘红色的盾牌、玉斧，戴着冠冕跳大武舞’。”于是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，仿照《三礼图》，下令制造玉斧，用来搭配舞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