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1〕景祐三年1036七月，冯元等上新修《景祐广乐记》八十一卷，诏翰林学士丁度、知制诰胥偃、直史馆高若讷、直集贤院韩琦取邓保信、阮逸、胡瑗等钟律，详定得失可否以闻。
景祐三年七月，冯元等人呈上新编纂的《景祐广乐记》八十一卷，皇帝下诏让翰林学士丁度、知制诰胥偃、直史馆高若讷、直集贤院韩琦取来邓保信、阮逸、胡瑗等人制定的钟律，详细审定其中的得失可否，然后上报。
〔2〕九月，阮逸言：“臣等所造钟磬皆禀于冯元、宋祁，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算术，而臣独执《周礼》嘉量声中黄钟之法及《国语》钧钟弦准之制，皆抑而不用。臣前蒙召对，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钟下。窃睹御制《乐髓新经历代度量衡》篇，言《隋书》依《汉志》黍尺制管，或不容千二百，或不啻九寸之长，此则明班《志》已后，历代无有符合者。惟蔡邕铜龠本得于《周礼》遗范，邕自知音，所以只传铜龠，积成嘉量，则是声中黄钟而律本定矣。谓管有大小长短者，盖嘉量既成，即以量声定尺明矣。今议者但争《汉志》黍尺无准之法，殊不知钟有钧、石、量、衡之制。况《周礼》《国语》，姬代圣经，翻谓无凭，孰为稽古？有唐张文收定乐，亦铸铜瓯，此足验周之嘉量以声定律明矣。臣所以独执《周礼》铸嘉量者，以其方尺深尺，则度可见也；其容一鬴，则量右见也；其重钧，则衡可见也；声中黄钟之宫，则律可见也。既律、度、量、衡如此符合，则制管歌声，其中必矣。臣昧死欲乞将臣见铸成铜瓯，再限半月内更铸嘉量，以其声中黄钟之宫，乃取李照新钟就加修整，务合周制钟量法度。文字已编写次，未敢具进。”诏送度等并定以闻。
九月，阮逸说：‘我们制造的钟磬都是秉承冯元、宋祁的指导，分方定律又出自胡瑗的计算方法，而我独自坚持《周礼》中嘉量与黄钟音律相合的方法和《国语》中钧钟弦准的制度，但都被压制而不采用。我之前被召见应对时，说王朴制定的音律太高而李照铸造的编钟太低。我私下看到陛下御制的《乐髓新经历代度量衡》篇，其中说《隋书》依照《汉书·律历志》用黍制尺造管，有时不能容纳一千二百粒黍，有时又超过九寸长，这表明从班固《汉书·律历志》以后，历代没有符合标准的。只有蔡邕的铜龠原本是从《周礼》遗留下来的规范中得到的，蔡邕自己懂音律，所以只流传下铜龠，累积成嘉量，这就能与黄钟音律相合而律管的标准就确定了。说律管有大小长短，是因为嘉量既然已经制成，就用嘉量的容量来定尺，这是很明确的。现在议论的人只争论《汉书·律历志》黍尺没有准确的方法，却不知道钟有钧、石、量、衡的制度。况且《周礼》《国语》是周代经典，反而说没有依据，谁才算考察古代呢？唐代张文收制定音乐，也铸造铜瓯，这足以验证周代的嘉量用声音定音律是明确的。我之所以独自坚持依照《周礼》铸造嘉量，是因为它边长一尺、深一尺，那么长度就可以看到了；它容量一鬴，那么容量就可以看到了；它重量一钧，那么重量就可以看到了；它声音符合黄钟的首音，那么音律就可以看到了。既然音律、长度、容量、重量如此符合，那么制造律管、演奏歌唱，其中必定是正确的了。我冒死请求将我现铸成的铜瓯，再在半个月内重新铸造嘉量，用它符合黄钟首音，然后取李照的新编钟加以修整，务必符合周代编钟和嘉量的法度。文字已经编写好，未敢完全呈上。’诏令将阮逸的奏疏送到度等人处一同审定并上报。
〔3〕十月，度等言：“据邓保信黍尺二，其一称用上党秬黍圆者一黍之长，累百成尺，与蔡邕合。臣等检详前代造尺，皆以一黍之广为分，唯后魏公孙崇以一黍之长累为寸法，太常刘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即为一分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，三家竞不能决。而蔡邕铜龠，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长广累尺。今将保信黄钟管内秬黍二百粒以黍长为分，再累至尺二条，比保信元尺一长五黍，一长七黍，又律管黄钟龠一枚，容秬黍千二百粒，以元尺比量，分寸略同。复将实龠秬黍再累者校之，即又不同。其龠、合、升、斗亦皆类此。又阮逸、胡瑗钟律法黍尺，其一称用上党羊头山秬黍中者累广求尺，制黄钟之声。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广成尺，复将管内二百粒以黍广为分，再累至尺二条，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，一短三黍。盖逸等元尺并用一等大黍，其实管之黍大小不均，遂致差异。又其铜律管十二枚，臣等据楚衍等围九方分之法，与逸等元尺及所实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，又各不同。又所制铜称二量亦皆类此。臣等看详其钟、磬各一架，虽合典故，而黍尺一差，难以定夺。”又言：“太祖皇帝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，七十年间，荐之郊庙，稽合唐制，以示诒谋。则可且依景表旧尺，俟天下有妙达钟律之学者，俾考正之，以从周、汉之制。其阮逸、胡瑗、邓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状进《周礼》度量法，其说疏舛，不可依用。”
十月，丁度等人上奏说：“根据邓保信进献的两把黍尺，其中一把自称是用上党地区圆形的黑色黍子，取一粒黍的长度，累积一百粒成为一尺，这与蔡邕的尺子相合。我们详细考察了前代制造尺子的方法，都是用一粒黍子的宽度作为一分，只有后魏的公孙崇是用一粒黍子的长度累积作为寸法，太常刘芳用中等黑色黍子一粒的宽度作为一分，中尉元匡用一粒黍子的宽度加上两粒黍子间的缝隙作为一分，三家争论不下，无法决定。而蔡邕的铜龠，在原来的志书中也没有明确说明是用黍的长度还是宽度来累积成尺。现在我们把邓保信黄钟律管内的二百粒黑色黍子用黍长作为分，再累积成两条尺，与邓保信原来的尺子比较，一条长五黍，一条长七黍；又用律管黄钟龠一枚，容量为一千二百粒黑色黍子，用原尺子比较，分寸大致相同。但再将实际装满龠的黑色黍子重新累积的尺子比较，就又不同。那些龠、合、升、斗的情况也类似。另外，阮逸、胡瑗的钟律法黍尺，其中一把自称是用上党羊头山中等黑色黍子累积宽度来求尺，制作黄钟的音律。我们选取大黍一百粒累积宽度成尺，再将管内的二百粒以黍宽为分，累积成两条尺，与阮逸等人的原尺比较，一条短七黍，一条短三黍。大概阮逸等人的原尺都是用同一等级的大黍，而实际管内的黍大小不均匀，才导致差异。又他们的铜律管十二枚，我们根据楚衍等人围九方分的方法，与阮逸等人的原尺以及实际装满龠的黑色黍子再累积成尺的比较，又各自不同。又制作的铜称二量也都是这样。我们详细查看，他们制作的钟、磬各一架，虽然符合典故，但黍尺一个差错，就难以决定。”又说：“太祖皇帝曾诏令和岘等人用景表尺主持修定金石音乐，七十年间，用于郊庙祭祀，符合唐代制度，以显示留下的谋划。那么可以暂且依照景表旧尺，等到天下有精通钟律的学者，让他们考证修正，以遵从周、汉的制度。那些阮逸、胡瑗、邓保信以及李照所用的太府寺等尺以及阮逸进献的《周礼》度量法，其说法粗疏错误，不可依据使用。”
〔4〕五年1038五月，右司谏韩琦言：“臣前奉诏详定钟律，尝览《景祐广乐记》，睹照所造乐不依古法，皆率己意别为律度，朝廷因而施用，识者非之。今将亲祀南郊，不可重以违古之乐上荐天地、宗庙。窃闻太常旧乐见有存者，郊庙大礼，请复用之。”诏资政殿大学士宋绶、三司使晏殊同两制官详定以闻。七月，绶等言：“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，众论以为无所考据。愿如琦请，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，钟磬不经镌磨者犹存三县奇七虡，郊庙、殿庭可以更用。”太常亦言：“旧乐，宫县用龙凤散鼓四面，以应乐节，李照废而不用，止以晋鼓一面应节。旧乐，建鼓四，并鞞、应共十二面，备而不击，李照以四隅建鼓与镈钟相应击之。旧乐，雷鼓两架各八面，止用一人考击，李照别造雷鼓，每面各用一人椎鼓，顺天左旋，三步一止，又令二人摇鞉以应之。又所造大竽、大笙、双凤管、两仪琴、十二弦琴并行。今既复用旧乐，未审照所作乐器制度，合改与否？”诏：“悉仍旧制，其李照所作，勿复施用。”
五年五月，右司谏韩琦上奏说：“我之前奉诏详细审定钟律，曾经阅览《景祐广乐记》，看到李照所制作的乐律不遵循古法，都是凭自己的心意另外制定律度，朝廷因而采用施行，有识之士都批评它。现在将要亲自祭祀南郊，不可再次用违背古法的音乐来进献给天地和宗庙。我听说太常寺的旧乐还有保存的，郊庙大礼，请求重新使用它们。”皇帝下诏让资政殿大学士宋绶、三司使晏殊会同两制官详细审定后报告。七月，宋绶等人说：“李照的新乐比旧乐低了三个律，众人议论认为没有根据。希望像韩琦所请求的，郊庙重新使用和岘所制定的旧乐，钟磬没有经过镌磨的还保存有三县奇七虡，郊庙、殿庭可以轮流使用。”太常寺也说：“旧乐中，宫县使用四面龙凤散鼓，来应和乐节，李照废除不用，只用一面晋鼓应节。旧乐中，有四座建鼓，加上鞞、应共十二面，备设但不敲击，李照用四角的建鼓与镈钟相应敲击。旧乐中，雷鼓两架各八面，只用一人敲击，李照另外制造雷鼓，每面各用一人擂鼓，顺着天向左旋转，三步一停，又命二人摇鞉来应和。还有他所制造的大竽、大笙、双凤管、两仪琴、十二弦琴一起使用。现在既然重新使用旧乐，不知道李照所作的乐器制度，是否应该修改？”皇帝下诏：“全部按照旧制，李照所作的东西，不再使用。”
〔5〕康定元年1040，阮逸上《钟律制议》并图三卷。皇祐二年1050五月，明堂礼仪使言：“明堂所用乐皆当随月用律，九月以无射为均，五天帝各用本音之乐。”于是内出明堂乐曲及二舞名：迎神曰《诚安》；皇帝升降行止曰《仪安》；昊天上帝、皇地祇、神州地祇位奠玉币曰《镇安》，酌献曰《庆安》；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位奠币曰《信安》，酌献曰《孝安》，司徒奉俎曰《饎安》；五帝位奠玉币曰《镇安》，酌献曰《精安》，皇帝饮福曰《胙安》；退文舞、迎武舞、亚献、终献皆曰《穆安》，彻豆曰《歆安》，送神曰《诚安》归大次曰《憩安》；文舞曰《右文化俗》，武舞曰《威功睿德》。又出御撰乐章《镇安》《庆安》《信安》《孝安》四曲，余诏辅臣分撰。庚戌，诏：“御所撰乐曲名与常祀同者，更之。’遂更常所用圜丘寓祭明堂《诚安之曲》曰《宗安》，祀感生帝《庆安》之曲曰《光安》，奉慈庙《信安之曲》曰《慈安》。
康定元年的时候，阮逸进献了《钟律制议》和三卷图表。皇祐二年五月，明堂礼仪使报告说：“明堂里用的音乐应该随着月份选用对应的音律，九月就用无射律作为主调，五方天帝各自用代表他们本方的音乐。”于是宫里公布了明堂的乐曲和两种舞蹈的名字：迎神曲叫《诚安》；皇帝上朝下朝、行动站住时奏《仪安》；在昊天上帝、皇地祇、神州地祇的牌位前摆放玉器钱币时奏《镇安》，斟酒献祭时奏《庆安》；在太祖、太宗、真宗的牌位前摆放钱帛时奏《信安》，斟酒献祭时奏《孝安》，司徒端上祭品桌时奏《饎安》；在五方天帝的牌位前摆放玉器钱币时奏《镇安》，斟酒献祭时奏《精安》；皇帝喝福酒时奏《胙安》；退文舞、接武舞、第二次献酒和最后一次献酒都奏《穆安》，撤掉祭品时奏《歆安》，送神时奏《诚安》，回到休息大帐时奏《憩安》；文舞叫《右文化俗》，武舞叫《威功睿德》。另外还拿出了皇上亲自写的《镇安》《庆安》《信安》《孝安》四首乐曲，其余的让大臣们分别撰写。庚戌那天，下诏说：“皇上写的乐曲名字跟常规祭祀相同的，改掉。”于是把平时在圜丘和明堂祭祀时用的《诚安之曲》改为《宗安》，把祭祀感生帝用的《庆安之曲》改为《光安》，把奉慈庙用的《信安之曲》改为《慈安》。
〔6〕六月，内出御撰明堂乐八曲，以君、臣、民、事、物配属五音，凡二十声为一曲；用宫变、徵变者，天、地、人、四时为七音，凡三十声为一曲；以子母相生，凡二十八声为一曲：皆黄钟为均。又明堂月律五十七声为二曲，皆无射为均；又以二十声、二十八声、三十声为三曲，亦无射为均，皆自黄钟宫入无射。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声，即依前谱次第成曲，其彻声自同本律。及御撰鼓吹、警严曲、合宫歌并肄于太常。
六月，宫里拿出了皇上亲自写的八首明堂乐曲。其中用君、臣、民、事、物来对应五音，每首曲子一共二十个音；用变宫和变徵对应天、地、人、四时，合成七音，每首曲子一共三十个音；用“子母相生”的方法，每首曲子一共二十八个音：这些曲子都以黄钟为调高。另外，明堂月律曲子中，五十七个音组成两首，都用无射为调高；又把二十个音、二十八个音、三十个音各组成一首曲子（共三首），也都用无射为调高，而且都是从黄钟宫转到无射调。如果合并使用四十八个或五十七个音，就按照前面乐谱的次序写成曲子，其中的“彻声”自然符合本来的律高。至于皇上写的鼓吹曲、警严曲、合宫歌，都在太常署里演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