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1〕有宋之乐，自建隆讫崇宁，凡六改作。始，太祖以雅乐声高，不合中和，乃诏和岘以王朴律准较洛阳铜望臬石尺为新度，以定律吕，故建隆以来有和岘乐。仁宗留意音律，判太常燕萧言器久不谐，复以朴准考正。时李照以知音闻，谓朴准高五律，与古制殊，请依神瞽法铸编钟。既成，遂请改定雅乐，乃下三律，炼白石为磬，范中金为钟，图三辰、五灵为器之饰，故景祐中有李照乐。未几，谏官、御史交论其非，竟复旧制。其后诏侍从、礼官参定声律，阮逸、胡瑗实预其事，更造钟磬，止下一律，乐名《大安》。乃试考击，钟声弇郁震掉，不和滋甚，遂独用之常祀、朝会焉，故皇祐中有阮逸乐。神宗御历，嗣守成宪，未遑制作，间从言者绪正一二。知礼院杨杰条上旧乐之失，召范镇、刘几与杰参议。几、杰请遵祖训，一切下王朴乐二律，用仁宗时所制编钟，追考成周分乐之序，辨正二舞容节；而镇欲求一稃二米真黍，以律生尺，改修钟量，废四清声。诏悉从几、杰议。乐成，奏之郊庙，故元丰中有杨杰、刘几乐。范镇言其声杂郑、卫，请太府铜制律造乐。哲宗嗣位，以乐来上，按试于庭，比李照乐下一律，故元祐中有范镇乐。杨杰复议其失，谓出于镇一家之学，卒置不用。徽宗锐意制作，以文太平，于是蔡京主魏汉津之说，破先儒累黍之非，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，以帝指为律度，铸帝鼐、景钟。乐成，赐名《大晟》，谓之雅乐，颁之天下，播之教坊，故崇宁以来有魏汉津乐。
宋朝的乐制，从建隆年间到崇宁年间，一共改革了六次。一开始，宋太祖觉得雅乐调子太高，不够平和，就下诏让和岘用王朴做的音律标准器，对照洛阳铜望臬的石尺，重新定尺码来定音，所以从建隆开始就有了和岘乐。宋仁宗对音律很上心，太常寺的判官燕萧说乐器很久都不准了，就又用王朴的标准器来校正。当时李照因为懂音律出了名，他说王朴的标准器高了五律，跟古制不一样，请求按古代盲乐师的法子铸编钟。铸成后，他又请求改雅乐，于是降了三律，用白石做磬，用金属铸钟，并在乐器上刻上日月星辰和五种灵兽做装饰，所以景祐年间有了李照乐。没过多久，谏官和御史上书说这不对，最后还是恢复了老规矩。后来皇上又让侍从官和礼官一起定声律，阮逸、胡瑗实际负责这事，重新造了钟磬，只降一律，乐起名叫《大安》。一试奏，钟声发闷发抖，不和谐得更厉害，结果只在平常祭祀和朝会上用，所以皇祐年间有了阮逸乐。宋神宗即位后，守着老规矩，没空搞新制作，偶尔听建议改了一两处。知礼院杨杰上书列出老乐的毛病，朝廷召来范镇、刘几跟杨杰一起商议。刘几和杨杰请求按老祖宗规矩，把王朴乐一律降两律，用仁宗时造的编钟，重新考查周代分乐的顺序，修正文舞武舞的动作；可范镇想找到一壳两粒米的真黍，用音律来定尺码，改修钟的大小，废掉四个高音。皇上下令全听刘几和杨杰的。乐做成后，在郊庙演奏，所以元丰年间有了杨杰、刘几乐。范镇说这乐声夹杂了郑国、卫国的俗调，请求用太府的铜造律管做乐。宋哲宗即位后，范镇上呈他的乐，在朝廷试奏，比李照乐低一律，所以元祐年间有了范镇乐。杨杰又批评它有错，说这是范镇自己一家的学问，最后搁置不用。宋徽宗一心想搞制作来装点太平，于是蔡京支持魏汉津的说法，推翻先儒用黍米定尺的旧论，用夏禹以身体为尺的说法，拿皇帝手指当标准，铸了帝鼐和景钟。乐制成后，赐名《大晟》，称为雅乐，颁布天下，在教坊里演奏，所以崇宁以后有了魏汉津乐。
〔2〕夫《韶》《濩》之音，下逮战国，历千数百年，犹能使人感叹作兴。当是时，桑间、濮上之音已作，而古帝王之乐犹存，岂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，而授受继承亦代有其人欤？由是论之，郑卫、《风》《雅》，不异器也。知此道也，则虽百世不易可也。礼乐道丧久矣，故宋之乐屡变，而卒无一定不易之论。考诸家之说，累黍既各执异论，而身为度之说尤为荒唐。方古制作，欲垂万世，难哉！观其高二律、下一律之说，虽贤者有所未知，直曰乐声高下于歌声，则童子可知矣；八音克谐之说，智者有所未谕，直以歌声齐箫声，以箫声定十六声而齐八器，则愚者可谕矣。审乎此道，以之制作，器定声应，自不夺伦，移宫换羽，特余事耳。去惉懘靡曼而归之和平澹泊，大雅之音，不是过也。
《韶》《濩》这样的雅乐，流传到战国时期，经历上千年，还能让人感慨振奋。那时候，桑间、濮上的靡靡之音已经流行，但古代帝王的音乐仍然存在，难道不是因为它们的制作有固定的器具，而且传授继承也代代有人吗？由此看来，郑卫之音和《风》《雅》其实没有本质区别。懂得这个道理，那么即便是百世之久也不可变。礼乐之道丧失已经很久了，所以宋朝的音乐屡次改变，最终也没有固定不变的理论。考察各家学说，用累黍定音的方法各执一词，而以身体为尺度的说法尤其荒唐。古代制作音乐，想要流传万世，真是难啊！像那高二律、下一律的说法，即使贤能之人也有不知道的，但直接说乐声比歌声高或低，那么连小孩子也能明白；八音和谐的说法，聪明人也有不理解的地方，但直接用歌声来配合箫声，用箫声来确定十六音阶并且协调八类乐器，那么愚笨的人也能明白了。明白这个道理，用它来制作音乐，乐器固定了，声音自然相应，自然不失次序，至于移宫换羽，那只是小事一桩。去除那些不和谐又过于华丽的音调，回归到和平淡泊，大雅之音也不过如此。
〔3〕南渡之后，大抵皆用先朝之旧，未尝有所改作。其后诸儒朱熹、蔡元定辈出，乃相与讲明古今制作之本原，以究其归极，著为成书，理明义析，具有条制，粲然使人知礼乐之不难行也。惜乎宋祚告终，天下未一，徒亦空言而已。
南宋南渡以后，大致上都沿用前朝的旧制度，没有过什么改动。后来朱熹、蔡元定这些儒者出来了，他们一起研究并讲清楚古今礼乐制度的根本，探索最终的道理，写成了书，道理明白、义理清晰，条理制度完备，清清楚楚让人知道礼乐并不难推行。可惜宋朝的国运结束了，天下没能统一，这些著作也就成了空谈而已。
〔4〕今集累朝制作损益因革、议论是非，悉著于编，俾来者有考焉。为《乐志》。
现在收集历代制度的增减沿革以及议论的得失，全都写在书中，让后来的人有资料可以查考。这就是《乐志》篇。
〔5〕王者致治，有四达之道，其二曰乐，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。历代相因，咸有制作。唐定乐令，惟著器服之名。后唐庄宗起于朔野，所好不过北鄙郑、卫而已，先王雅乐，殆将扫地。晋天福中，始诏定朝会乐章、二舞、鼓吹十二案。周世宗尝观乐县，问宫人，不能答。由是患雅乐凌替，思得审音之士以考正之，乃诏翰林学士窦俨兼判太常寺，与枢密使王朴同详定，朴作律准，编古今乐事为《正乐》。
帝王治理国家，有四种通达的途径，其中第二种是音乐，用它来调和民心、教化天下。历代沿袭，都有创制。唐代制定了乐令，只记载了乐器和服饰的名称。后唐庄宗从北方边地兴起，他所喜好的不过是北方边境的郑、卫之音而已，先王的雅乐，几乎被扫除干净。后晋天福年间，才开始下诏制定朝会的乐章、文舞武舞、鼓吹十二案。后周世宗曾经观看悬挂的乐器，询问宫廷乐师，乐师不能回答。因此他担忧雅乐衰败，想得到懂得音律的人来考证校订，于是下诏命翰林学士窦俨兼任太常寺主管，与枢密使王朴共同详细制定，王朴制作了律准，编集古今乐事成为《正乐》。
〔6〕宋初，命俨仍兼太常。建隆元年960二月，俨上言曰：“三、五之兴，礼乐不相沿袭。洪惟圣宋，肇建皇极，一代之乐，宜乎立名。乐章固当易以新词，式遵旧典。”从之，因诏俨专其事。俨乃改周乐文舞《崇德之舞》为《文德之舞》，武舞《象成之舞》为《武功之舞》，改乐章十二“顺”为十二“安”，盖取“治世之音安以乐”之义。祭天为《高安》，祭地为《静安》，宗庙为《理安》，天地、宗庙登歌为《嘉安》，皇帝临轩为《隆安》，王公出入为《正安》，皇帝食饮为《和安》，皇帝受朝、皇后入宫为《顺安》皇太子轩县出入为《良安》，正冬朝会为《永安》，郊庙俎豆入为《丰安》，祭享、酌献、饮福、受胙为《禧安》，祭文宣王、武成王同用《永安》，籍田、先农用《静安》。
宋朝初年，皇帝让窦俨继续兼任太常寺的职务。建隆元年二月，窦俨上奏说：“三皇五帝兴起的时候，礼乐制度并不互相沿袭。我伟大的宋朝，刚刚建立了皇权，一个时代的音乐，应该确定名称。乐章的歌词当然应当换成新的词句，但也要遵循旧有的制度。”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于是下诏让窦俨专门负责这件事。窦俨于是更改了后周的乐舞，把文舞《崇德之舞》改为《文德之舞》，武舞《象成之舞》改为《武功之舞》，把十二首以“顺”命名的乐章改为十二首以“安”命名的乐章，大概是采用了“治世之音安以乐”的意思。祭天时用《高安》，祭地时用《静安》，在宗庙祭祀时用《理安》，祭祀天地和宗庙时登歌用《嘉安》，皇帝上朝时用《隆安》，王公大臣出入时用《正安》，皇帝饮食时用《和安》，皇帝接受朝贺、皇后入宫时用《顺安》，皇太子用轩县乐队出入时用《良安》，冬至朝会时用《永安》，郊祀和庙祭时俎豆等祭品送入时用《丰安》，祭祀、酌酒献神、饮福酒、接受祭肉时用《禧安》，祭祀文宣王（孔子）、武成王（姜子牙）时同用《永安》，籍田礼和祭祀先农神时用《静安》。
〔7〕五月，有司上言：“僖祖文献皇帝室奏《大善之舞》，顺祖惠元皇帝室奏《大宁之舞》，翼祖简恭皇帝室奏《大顺之舞》，宣祖昭武皇帝室奏《大庆》之舞。”从之。
五月，掌管礼仪的官员上奏说：“僖祖文献皇帝的庙堂演奏《大善之舞》，顺祖惠元皇帝的庙堂演奏《大宁之舞》，翼祖简恭皇帝的庙堂演奏《大顺之舞》，宣祖昭武皇帝的庙堂演奏《大庆之舞》。”皇帝批准了。
〔8〕乾德元年963，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等奉诏撰定祀感生帝之乐章、曲名，降神用《大安》，太尉行用《保安》，奠玉币用《庆安》，司徒奉俎用《咸安》，酌献用《崇安》，饮福用《广安》，亚献、终献用《文安》，送神用《普安》。五代以来，乐工未具，是岁秋，行郊享之礼，诏选开封府乐工八百三十人，权隶太常习鼓吹。
乾德元年（公元963年），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等人奉命编写祭祀感生帝所用的乐章和曲名。迎神时用《大安》，太尉行礼时用《保安》，献玉帛时用《庆安》，司徒献祭品时用《咸安》，斟酒祭献时用《崇安》，饮福酒时用《广安》，第二次和第三次献酒时用《文安》，送神时用《普安》。从五代以来，乐工一直不齐备。这年秋天，要举行郊祀大礼，于是下诏挑选开封府的乐工八百三十人，暂时隶属于太常寺学习鼓吹乐。
〔9〕四年966春，遣拾遗孙吉取成都孟昶伪宫县至京师，太常官属阅视，考其乐器，不协音律，命毁弃之。六月，判太常寺和岘言：“大乐署旧制，宫县三十六虡设于庭，登歌两架设于殿上。望诏有司别造，仍令徐州求泗滨石以充磬材。”许之。先是，晋开运末，礼乐之器沦陷，至是，始令有司复二舞、十二案之制。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，按视教坊、开封乐籍，选乐工子弟以备其列，冠服准旧制。鼓吹十二案，其制：设毡床十二，为熊罴腾倚之状，以承其下；每案设大鼓、羽葆鼓、金錞各一，歌、箫、笳各二，凡九人，其冠服同引舞之制。
四年春天，朝廷派遣拾遗孙吉去成都收取后蜀孟昶伪政权宫中的宫悬乐器，运到京师。太常寺的官员们查看验收，检验那些乐器，发现音律不协调，就下令销毁了它们。六月，判太常寺和岘上奏说：“大乐署过去的制度，宫悬三十六架设置在庭院中，登歌两架设置在殿上。希望下诏有关部门另外制造，并且命令徐州寻求泗水边的石头来充当磬的材料。”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。在此之前，后晋开运末年，礼乐用的器具都沦陷丢失了，到这时候，才开始命令有关部门恢复二舞和十二案的制度。二舞的舞郎和引舞共一百五十人，查看教坊和开封的乐户籍册，挑选乐工子弟来充任人员，冠服按照旧制度。鼓吹十二案，它的制度是：设置十二个毡床，做成熊罴腾跃倚靠的样子来承托底下；每一案设置一架大鼓、一架羽葆鼓、一口金錞，以及唱歌者、吹箫者、吹笳者各两人，一共九人，他们的冠服和引舞的制度相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