〔59〕若夫黄道横络天体，列宿躔度自随岁差而增减。中兴以来，用《统元》《纪元》及《乾道》《淳熙》《开禧》《统天》《会元》，每一历更一黄道，其多寡之异有不可胜载者，而步占家亦随各历之躔度焉。
要说那黄道横贯在天球上，各个星宿的运行度数也跟着岁差而有所增减。南宋中兴以来，先后使用了《统元历》《纪元历》以及《乾道历》《淳熙历》《开禧历》《统天历》《会元历》，每换一部历法就更改一次黄道的数值，这些黄道度数的多少差异多得数都数不清，而天文占星家们也就随着各历法所定的运行度数来进行观测推算。
〔60〕中星
中星指的是某颗恒星运行到观测地正南方天空的最高位置，也就是上了中天，古代常用来标记时间和制定历法。
〔61〕中星 四时中星见于《尧典》，盖圣人南面而治天下，即日行而定四时，虚、鸟、火、昴之度在天，夷隩析因之候在人，故《书》首载之，以见授时为政之大也。而后世考验冬至之日，尧时躔虚，至于三代则躔于女，春秋时在牛，至后汉永元已在斗矣。大略六十余年辄差一度。开禧占测已在箕宿，校之尧时，几退四十余度。盖自汉太初至今，已差一气有余。而太阳之躔十二次，大约中气前后，乃得本月宫次。盖太阳日行一度，近岁《纪元历》定岁差，约退一分四十余秒。盖太阳日行一度而微迟缓，一年周天而微差，积累分秒而躔度见焉。历家考之，万五千年之后，所差半周天，寒暑将易位，世未有知其说者焉。
中星啊，指的是四季的星象，这在《尧典》里就有记载。圣人坐北朝南治理天下，根据太阳的运行来定四季。天上的虚、鸟、火、昴这些星宿的位置变化了，地上人们的生活和劳作也跟着变，所以《尚书》开篇就讲这个，来说明颁发历法、治理政务是件大事。后来的人测量冬至那天的太阳位置，发现尧的时候太阳在虚宿，到了夏商周时跑到了女宿，春秋时在牛宿，到东汉永元年间已经在斗宿了。大概六十多年就会差一度。到了南宋开禧年间观测，太阳已经到了箕宿，跟尧时相比，几乎后退了四十多度。从汉朝的太初历到现在，已经差了一个节气还多。太阳在十二星次里运行，大约要到中气前后，才进入这个月该在的那个星次。太阳一天走一度，近代的《纪元历》算出的岁差，大概每年退一分四十多秒。太阳每天走一度，但稍微有点慢，一年转一圈下来就有微小的差别，这些分秒积累起来，就能看出躔度的变化了。历法家推算，一万五千年以后，相差半个圆周，寒暑季节都会互换，可现在还没有人明白这个理儿呢。
〔63〕土圭 《周官》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，以求地中。而冯相氏春夏致日，秋冬致月，以辨四时之叙。汉之造历必先定东西，立晷仪，唐诏太史测天下之晷，盖校定日景，推验气节，必先乎此也。宋朝测景在浚仪之岳台，崇宁间姚舜辅造《纪元历》，求岳台晷景，冬至后初限六十二日二十二分。盖立八尺之表，俟圭尺上正八尺之景去冬至多寡日辰，立为初限，用减二至，得一百二十日四十二分为夏至后初限，以为后法。盖冬至之景，长短实与岁差相应，而地里远近古今亦不同焉。中兴后，清台亦立晷圭，如汴京之制，冬至必测验焉。《统天历》《开禧历》亦皆以六十二日数分为冬至初限，而议者谓临安之晷景当与岳台异。或谓当立八尺之表，俟圭景上八尺之景在四十九日有奇，当用四十九日五分为临安冬至后初限，用减二至限，得一百三十三日有奇为夏至后初限。参合天道，其法为密焉。然土圭之法本以致日景，求地中，而表景不应，灾祥系焉。占家知之，而亦不能知其所以然也。
土圭这种东西，按《周官》的说法，大司徒用土圭的方法来校正太阳的影子，以寻找大地的中心。冯相氏则在春夏两季观测太阳，秋冬两季观测月亮，用来辨别四季的顺序。汉朝编历法，总得先定准东西方向，立起测影的仪器；唐朝命令太史测量天下的日影，也是为了校正影长、推算节气，都得先做这一步。宋朝在浚仪的岳台测影，崇宁年间姚舜辅编《纪元历》，推算岳台的日影，定下冬至后的“初限”是六十二天二十二分。他们立八尺高的标杆，等圭尺上出现正好八尺的影子，看离冬至多少天，把这个天数定为初限；再用冬至、夏至间的天数减去它，就算出夏至后的初限是一百二十天四十二分，后来就一直这么用。其实冬至的影长跟岁差有关系，而且各地位置远近古今也不同。南宋以后，清台也立起晷圭，像汴京那样，冬至时必定测验。《统天历》《开禧历》也都把六十二天作为冬至初限，但有人议论说临安的日影应该跟岳台不一样。还有人说，应该立八尺的标杆，等圭上出现八尺影子时，天数大概在四十九天多，那就用四十九天五分作为临安冬至后的初限，再用二至间隔减去它，得到一百三十三天多作为夏至后的初限。跟天道合起来，这方法算是严密的。不过土圭的方法本来是为了测日影、找地中，如果表影对不上，就关系到灾祸吉祥。占卜的人知道这回事，却也搞不清其中的道理。